每当有人问我在写什么的时候，我经常陷入一种尴尬，不情愿承认自己写的是历史小说，因为我觉得，将某段历史用文学语言叙述一遍，或者演绎一回给今人看，已经形成了当下有关历史小说的概念：宫廷里的争权夺势，尔虞我诈，妻妾间的醋海风波；都差不多吧。可这绝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只好写几句多余的话。

首先，我对自己汉语叙事久有不满，挣扎不出来，而《蒙古秘史》的言语方式恰好使我看到了某种可能。我想我可以用这个题材做一点努力；让我的叙述与汉文化和汉语表达拉开一点距离，由此展开自己文学想象，准确地说，这应该称作关于历史题材的一次文学行动。

再有就是，十多年前的一次创作使我有机会接触了丰富的史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气味不仅没有消褪，反而日渐浓郁，他们的影子和声音在我心里越来越活泛，生动。对于我这样一个健忘症患者，确是一件奇怪的事。我就想，较之十几年前，现在的我也许有能力把它从容地表现出来。

于是便有了这个《蒙古往事》。我个人觉得，有关它的写作更像是还原某种东西，我写得特别小心；不用汉语成语，尽量少用形容词，往回退，就像刚开始学习写作那样。所以感到很困难，有时也相当困惑，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一件什么事情，我为什么非做它不可。也有的时候，我感到一种自由和愉悦。它使我看到了自己的某种能力；最终它将成为它自己，可靠，踏实：有阳谋没有阴谋；有情感不讲义务；天真而智慧，野蛮而高贵。当然，这是我所期望的阅读效果。

起初，我曾暗藏着写一部诗史的野心，把这段历史从头到尾铺排下来，写出一个叱咤风云的世界征服者。后来发现我错了，那样的事情不在我的能力之内，并且与文学关系不大。我想，我的任务只是赋予它形状和气味，为读者开辟一点想象的空间，如此而已，但同时，历史必须是可靠的。这又是一个难点。所以我采取了两种视角来写，一种置身其内的主观视角；一种置身其外的客观视角，两者交叉。当然，客观视角并不客观，还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表面上只写到铁木真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为止；实际上将成吉思汗一生的重大事件都借所谓的客观描述倒装了进来，一点一滴，直到他的死。如果说这是一种叙事策略，不如说是被逼出来的。我想这样也有它的好处：它所产生的间离效果，可以避免阅读疲劳，让读者有思考的空间；不一定非要按线性结构按部就班的去看，随意打开一页都可以阅读下去，适合现代读者；喜欢文学的，可以从中寻找其文学兴趣，同时不至于误读历史，倘若你喜欢历史，再去看史书不迟。

至此，我做了我所能做的，如果读它的人能体会到我的心力所向，那就再高兴不过了。或许这是奢望，但我期待着。

                             冉平

                            2004．10．14傍晚

就是说篇东西写在两年之前。被编辑收进小说，作了“跋”（我不习惯这个字）。当时，小说写完提心吊胆的给一二知己看，他们巨喜欢，其态度让我暗自惊喜。他们或者她们断言此书必畅销，还有我更信服的更有眼光的人也说过类似的话，挑起了我暗藏的虚荣心。但出版社的看法不甚乐观，不过我宁愿相信前者。现在，小说面世一年有余，畅不畅销的话题已无须讨论了。除去我自己对小说创作的检讨之外，更需要检讨的倒是成为畅销书作者的野心。

我当然明白，一本书写完，它就已经和你没有关系了，它在不同的阅读中呈现出它不同的面貌，它有它自己的命。如此想来，写上述这篇“跋”的确是多余的话。但这不等于我对它毫不关心，我希望有人喜欢它，就像我们共同喜欢一样东西，怀着共同的兴趣，看到了它的某一个点——尤其是年轻人，前几天在李敬泽的博客上就看到了这样一个青年的留言，让我大大地高兴了一下，类似的读者你想要多少呢？肯定多不了。敬泽先生说得准确，这是一本寂寞的书。我认为它比我更能经得起寂寞，在书架上寂寞地挺立着，日复一日。但愿，它比我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