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叔如

1986年我进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读书的时候，范叔如那年考上了徐明华的研究生。那时的美院，与现在的情况很不一样，对画画的人来说，美院还有一种神圣的光晕环绕着，它还是新思想的发源地。我们当时的画室在南师的南山，叔如的画室也在南山，记忆中叔如好像与徐老每天就是画人体，因为当时徐老的另一个研究生正好是带我们素描的，所以我们有时能进他们的画室，看他们画的油画。

在南师的时候，我与叔如并没有来往。我只知道叔如毕业之后就去北大了，去北大可能是他的同学朱青生在背后撮合的缘故，老朱那时已经在北大了。南师的七七届人才济济，关于他们的故事在读书的时候就广为流传。管策就是七七届的，与叔如是同学。后来在与管策的交往中，我更知道了一些他们故事的细节。现在说来已经是雪泥鸿爪了。

九十年代初期，我听说叔如在北京已经很用力地在尝试着许多现代主义的创作方式了，他做过装置，也做过行为。但很快，也就是93年的时候，他找了一个日本妻子出国了，之后就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200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比翼见到了叔如。当时他到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参加一个展览。他是无意到比翼的，可能是别人介绍，到上海就要到比翼去看看。只是他来比翼的时候，我正好在，这是天意。我当时在多伦。第二天他带了许多日本的艺术家来多伦参观，是我接待的。这次的偶然见面，保持了我们之后的联系。他每次回国，总给我电话，甚至有时就是为了我们的见面而回国。

叔如其实在日本是一个很勤奋的人，只是他去日本的时候，正好遇上日本经济的滑坡，而这个滑坡就是到今天也没有回升过来。而国内的情况，特别是艺术市场，恰恰与日本相反，势头强劲。这个现实，不要说叔如难以预料，其他人也是预料未及的。所以，叔如在日本的境况，大致还是中国90年代初期的境况。作为移民，作为艺术家，我想这样的反差在他心里肯定是重着的，但他很少提及。因为我想，他如果93年不去日本，可能艺术上会走到一个他认为的高峰。他当时周围的许多朋友现在都是国内的名流，比如朱青生，比如冷林，等等。但我转而又想，就是在国内，情况的变数也是多样的。他在北大这样的环境中，时间长了，被体制同化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在与叔如的交流中，我很少听到他的抱怨，这倒是事实。他觉得人生的路走到这一步，总是有它的道理的。在他身上我还能看到85精神的残余，这就是在思想上的自我追问。在日本，真正与他交流艺术的人很少，他说其实日本这个民族虽然很抱团，但也很保守。他说，人在这里生活久了，反而很闭塞。他很想回国参加国内的一些活动。我觉得虽然目前在日本的境遇对叔如不利，但他还是坚持通过艺术在思考更大的文化问题。下面的这些问题就是我在与他交流的时候他说出来的：

1、中国思想的来源是农耕文化；

2、西方科学是反理性的，是为了证实神的存在而寻找证据；

3、世界的发展是出于人类的自私（中国只是从“不死”的观念中进行实验，想想中医的产生）；

4、中国的历史不是没有科学（冯友兰当时也提出过类似问题），只是中国的农耕文化对科学的要求并不是急迫的；

5、中西文化不需要继续区分，它应该的一统的。对本土当代艺术的推进是阶段性的，目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中从新思考下手处；

6、中西文化现在不是学习，而是全部拷贝（拷贝的目的是对时间的重新理解），之后寻找新的思维方式；

7、对西方来说没有中西概念，原因是历史中中国文化对西方思想的发展没有建设性，中国的思想系统历来是地方性的。

因为我也比较喜欢在艺术的背后想一些类似的问题，所以，我与叔如总有要谈的话。甚至我觉得他的思考某种程度上对我的思考有辩难作用。我一直觉得60年代出身的人，可能是经过85思潮的洗礼，他们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去要一些关于理性的求证。我觉得这是值得养育的一种习惯。只要这样的辩难是向内的，它对自我思想的提携总是有益的。叔如的作品在方式上，从国内的情况来说，是过于老化了，他自己也觉得要在方式上进行新的转换。但我觉得，他的积累，在他的环境中，是达到快要外溢的程度了，只要有合适的时机，合适的机缘，他的转换也就是眼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