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而言，梁启超有关“个人自由”的论述，毕竟又与龚自珍“尊我”的唯意志论观点不同，他十分重视自由思考过程中“公理”的作用，从而在唯意志论的思想传统中又注入了较浓的理性色彩。如在《新民说·论自由》一文中，梁氏说道：“夫心固我有也，听一言，受一义，而曰我思之我思之，若者我信之，若者我疑之。……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其于古人也，吾时而师之，时而友之，时而敌之，无容心焉，以公理为衡而已。自由何如也！”在这种“坐集千古之智，折衷其间”（方以智语）的过程中，以我之独立思考，凭借公理之标准，而在理性的法庭上权衡中外古今之学术：“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灿烂之世界，罗列中外古今之学术，坐在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弃之，斯宁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①]

我们应当肯定梁启超眼光的敏锐之处，他毕竟准确地看到了传统的权威社会从各方面对思想自由之压抑，呼唤建立在思想自由基础上的新道德，培育中华民族的“精神界之生命”。他说：“若夫思想自由，为凡百自由之母者，则政府不禁之，而社会自禁之。以故吾中国四万万人，无一可称完人者，以其仅有形质界之生命，而无精神界之生命也。故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国，舍自由美德外，其道无由。”[②]而且。正因为他高举“精神自由”之旗帜，后来与其师康有为在学术上分道扬镳了，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梁启超说：“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为必托古？诸子何为皆托古？则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启超盖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在今天看来，梁启超的话仍能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