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信虽然重要，但仍然受制于更高的价值规范——义。正是从这一角度说，孔子说：“君子贞而不谅”（《卫灵公》第十五）后来，孟子亦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离娄》下）这正如现代社会一样，人际诚信不能违背法律。再者，信也不能仅凭质朴的道德情感行事，以哥儿们义气行事，必须要价值理性作基础。故孔子说：“信而不学，其蔽也贼。”（《阳货》第十七）又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泰伯》第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公冶长》第十五）当子张向孔子请教“崇德、辨惑”的问题时，孔子说：“主忠信，徙义，崇德也。”（《颜渊》第十二）而孔子的弟子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学而》第一）这些均强调了信与义的关系，而这正是传统人际信任如何向现代人际信任转化的关键之一，因为现代人际信任是建立在法律，道德的普遍原则之上，不只是传统熟人社会性里一种基于习俗基础上的人际信任。

2、“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老子论信任及建立信任之方法：相对于孔子而言，老子主要讨论了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信任关系。他认为，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成员之间缺乏诚信，那首先是因为统治者做出了令人民不相信的事情，故老子说：“信不足焉有不信焉。”[1]因此，统治者应该慎重发号施令，不要言而无信。故老子说：“悠兮其贵言。”[2]老子曾经说：“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3]这其实是讲，统治者若与民有信，即使国家、百姓的贮财之门、之箱没有上锁，没有绳索捆绑，亦不会有人能打开。

老子把信与道结合起来，认为“道”之中就有信。这样就使“信”获得了哲学本体论的支持。这与孔子将“信”放在“义”的规范之下十分的不同。如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恐恍惚……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4]与孔子肯定礼义制度对信的约束不同，老子反而批评人为的礼制使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与信任变得淡薄了。所以他从道德的角度看人类文明史的发展，乃是一个退化的过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5]为了消除礼制给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老子力图泯灭人与人间的差异，提出了“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圣人皆孩之。”[6]这当然是一种比孔子思想更为浪漫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但其中也包含了一些朦胧的合理思想，即力求以诚信的态度对待任何人，暗含一种平等的和人道的思想，力求使诚信成为一种普遍人际交往规范。

与孔子不同，老子还注意到信任、诚信与语言的关系，他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7]这句话可以从两个方面讲，一般意义上的漂亮语言往往是不可信的，正如今日商业社会的某些广告词一样。而那些是实话的批评性语言，往往是不中听的。第二是从老子哲学中言的主要意思——政令角度看，当时统治者说得动听的政令一般是不可信的。而那些质朴可信的政令又不那么中听、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