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认为，要解释“莫若以明”，还得回到老子哲学中“明”的概念。老子说：“知常曰明”（16章）何谓“常”呢？老子说：“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而“复命”即是“归于道”的意思。这是“明”的最根本意思。与这一根本意思相关的表述是第五十二章所说的“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习常。”为什么说“见小曰明”呢？因为道既可名之为大，又可以名之为小。而道是“视之不见名曰夷”。因此，明是人见道时的智慧状态。在见道之后有法道，就是遵守道的运行法者，叫做“袭明”，如老子说“圣人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27章）“袭明”即是遵守“明”，也就是遵守“常”。

    除此之外，“明”还有不自以为是，深刻了解自己局限的意思，如老子说：“不自见故明。”（22章）“自知者明。”

总括老子哲学中“明”的概念，基本意思有三点：一是知道，二是遵守道，三是知彼知己，不师其成心、前识。

在庄子之前，关于“明”的解释，除了道家的，还有儒家、法家和墨家的观点。《论语·颜渊》第六章有：“子张问明”一事。孔子回答道：“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这意思是说，像水逐渐渗透的那样谮言，像切肤之痛那样的诉冤，在他的面前都行不通，这可以算作是明察了。像水逐渐渗透的那样谮言，像切肤之痛那样的诉冤，在他的面前都行不通，可以算作是见识深远了。可见，孔子所讲的“明”，是对事物、事情真相的深入细致的把握。《管子·宙合》篇云：“见察谓之明。”《墨子""经上》有“（知），明也”。《经说》云：“（知）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对于“知”字，注释墨家的不同作者解释不同，在我看来，墨家所讲的“知”，其实就是指通过心而知物的理性认识活动。所以才有《经说》中“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的说法。而墨家所说的若“明”，就是对事物的全面了解，不陷于一偏。如俗话说：“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即是如此。然而，儒家、法家与墨家所讲的“明”都是通过理智的方式获得对事物的全面了解与把握的意思。而老子与庄子所讲的“明”则是依据“道”而对事物有一个全面性的了解。特别是庄子讲的“为是不用寓诸用，此之谓以明。”更体现了庄子将“不用”与“用”统一起来，如追求“无用之用”等。这与海德格尔将非真理纳入真理的范畴之中，在思维方式上有异曲同共之妙。大樗、大瓠从世俗的观点看无用，但如果从庄子的角度看，却有另一种“用”，其它事物莫不如是，皆有“用”与“不用”的两面。物之“有用”与“无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物，而在于人如何去认识物的价值。人如果能发掘物隐藏在“无用”背后的“用”，则对物的认识就达到了“明”境界。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庄子讲的“明”更着重从主体地的角度反省人的认识偏差，力求跳出人的主体偏见，要求从物自身的角度考察物与人的关系。用佛教的观点看，是要对事物作“如实观”。从认识的目的看，与儒、法、墨三家要求把握事情真相的精神追求是一致的。其不同之处在于：庄子通过对认识主体成见、成心的反省与批判的方式进入对事物真相和价值的把握，不仅是一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观相符的问题，还有人通过消除文化、习俗偏见而从物自身的角度发现“物”对于人的全面意义的思想在其中。因此，庄子哲学中“明”的概念，在后面一层意思上丰富了先秦哲学中“明”的概念内涵。

不过，庄子所说的“为是不用而寓诸用，此之谓以明”一语，并不是对“以明”的定义，而是对“以明”的举例性解释。这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

依上所论，我认为林希逸、王先谦、唐君毅、陈天启等人对庄子哲学中“以明”的解释更能抓住根本。所谓“莫若以明”，即是听任于道和天，也即是庄子自己说的“和之以天倪”，“休乎天钧”，任物之自然，则万物自是其是，自可其可。而诸家“物论”的是非可以休矣。

如果从现代西方哲学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莫若以明”与海德格尔所说的“让存在者成其所是”有某种共通性。海德格尔认为，“‘真理’并不是正确命题的标志，并不是由某个人类‘主体’对一个‘客体’所说出的、并且在某个地方——我们不知道在哪个域——‘有效’的命题的标志；不如说，‘真理’ 乃是存在者之解蔽，通过这种解蔽，一种敞开状态才成其为本质。”[1]庄子反对人们各执一偏，以其所是而非人之所是，主张从道的角度来观照物之所可与所然，使人从自己所执的遮蔽状态中解放出来，使万物的存在——或曰所有的“存在者整体自行地揭示为自然”，而这里所说的“自然”即是指“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而且是在涌现着的在场”[2]的状态。“去蔽”即类似于“莫若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