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共成都委成都市人民政府《成都市高质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改革攻坚计划》（2018年7月28日）部署，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核心支撑和关键所在，是聚焦“5+5+1”产业细分领域，构建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新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开放型产业体系。所谓“5+5+1”产业领域是指，5大重点产业（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医药健康、新型材料和绿色食品）、5大重点领域（会展经济、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业、文旅产业和生活服务业）和1个产业体系（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

一座城市的现代化主要包括基础设施现代化、产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是城市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和关键基础。成都为加快推动全市“5+5+1”重点产业领域攻坚步伐，将极大提升产业现代化助推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力度。

一是重塑产业经济地理，极大拓展城市格局与发展空间。最早形成的“经济地理”主要由交通、区位、贸易成本等因素制约，产业集聚是集聚人口的重要途径，这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四十年前成都的地理范围局限在一环路以内，后来城市经济和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以至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成都核心区高新区的长足发展。目前成都提出“中优、北改、西控、南拓、东进”十字方针，是新时期成都拓展经济地理发展空间的重大举措。其中包括的城市中心区范畴的改变，特别是“东进”战略实施，可以说是足以成就成都“千年之变”大手笔。成都已又三千多年历史，但西岭雪山和龙泉山的地理位置限制了成都进一步的拓展。随着“东进”战略实施和空港新城和东进新城的建设，过去的城市在“两山之间”，未来的城市在“一山两翼”，一个人口容量在3000万人以上、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产发展的未来成都跃然在目。成都产业和城市建设的基础主要在东进之前的现在地理范围内，成都产业跃升和世界性城市崛起的未来则更多地展现在完成东进之后。

二是产业生态圈与城市生态群高度重合，相得益彰。成都近期产业发展的目标是，建成“中国制造2025”示范区、全国服务业核心城市、国际消费城市和最适宜新经济发育成长的新型城市。“5+5+1”产业的发展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基础，随着全市28个重点产业生态圈建设，产城结合的城市景观将逐渐成型。产业发展不仅是资源禀赋、政府意志、政策导向诸多要素合成的结果，一个城市产业高级化发展，最终有赖于产业生态圈的形成。企业和产业的优势发展，就像大自然中的花草与树木，独木不成林，产业繁荣需要企业“扎堆”，也就是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内在机制主要是共享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发展、降低交易成本等，是产业发展的一种客观规律，各类园区也就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模式。园区只是产业发展的载体，产业持续发展更需要要素供给和生态环境。未来全市28个重点产业生态圈建设实际上也就是产业、城市和人居环境的再造过程。不仅有利于产业成长，也是新型城市建设的重要环节。

三加快建设产业功能区，构筑城市新形态。成都市在各区县确定的66个重点产业园区，原则上“一园一主业”，是成都实施“5+5+1”产业发展政策的 “七大重点举措”之一。这样的做法既避免了“园区建设满地开花”、“产业雷同发展”、“土地圈而不建”的弊端，实现产业集约发展。建设产业功能区实际上也是建设产业功能区事实上也是建设创新集聚区的过程，创新集聚区，循名责实，是创新资源在空间上的流动以及创新资源在功能空间上进行优化配置的空间功能组织结构。对于功能集聚区，在一定意义上可采用“中心地理论”对这一问题的提出进行分析研究，并组织其分析框架。1933 年德国经济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提出了关于城市区位的中心地理理论( CentralPlace Theory) ，并在后来得到理论拓展和完善，该理论强调区域繁荣取决于特定功能在某一个中心区域的集聚，根据当代最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空间修复理论（spatial fix)（Harvey，2013），如果某个特定区域例如一个国家或地区产生了资本过剩和劳动力过剩，而且自身不能通过地理调节或社会消耗来吸收，必然会转移到别的新的地区，导致所谓的空间修复，发生资本的空间转移，扩大资本的空间广度。修复动因主要包括寻求更低的成本、寻求新市场、寻找新的原材料、对老工业区的改造等等。换言之，多余的资本积累会不断地找寻能产生剩余价值的空间，这一过程涉及到原有空间再投资，也涉及到超越旧的资本循环边界。剩余资本在寻求增值过程中突区域界限，所以产生了一定范围的扩散现象。成都66个重点产业园区建设，实际上就是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和品质的“中心地理区”，今天做好一个个功能区的产业与创新培育，必然在未来区域和全国创新空间的要素转移、产业链重构和新城建设中凸显其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