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以来，中国政府高调调控房价，政策措施一波比一波严厉，今年春节之后进入了一个高潮。

    北京市政府率全国之先根据“国八条”新出台的“京15条”之一：外地人在北京购房须提供五年纳税证明。尽管全国大多数城市未按期出台限购令，但是在已经出台的限购令中大部分均与户籍挂钩。这个政策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即限制外地人在本地的购房，政策的制定者期望这样就可以有效控制房价泡沫。大中城市的高房价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因素。如果放任房地产价格不断飙升，泡沫终有破裂的一天，那么，1989年之后的日本和2007年之后的美国就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问题是，与户籍挂钩的楼市限购令是否真的可以避免楼市泡沫？政策的后果又会是什么？

    第一，限购短期可以控制价格但无法从根本上遏制长期需求

    房价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房价过高源于供不应求。解决供需矛盾，不是扩大供给、改善供给结构，而是限制消费，甚至是以户籍身份为条件限制消费，这就像计划经济时代以“票证”方式限购商品一样，并不能够根本解决供需矛盾。需要注意的是，房价不是由短期供求而是由长期预期决定的。限购政策反而让投资者形成未来需求预期，即便短期房价“被”降下来，却会以更强烈的投资冲动为代价。一个政策能否有效地调控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和价格，不在短期，要看长期。从各地不断拖延、不时走样的“限购令”，就难以确定，这样的政策会是长期稳定的。

    第二，管理方式的强行政化会进一步扭曲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限制购买已经是行政作为，与户籍挂钩的限购令使得市场调控的行政化达到极致。调控供求关系，有一些现成的经济手段，比如，回收流动货币、提高利率、增加成本等等。当然，政府也可以适当地以行政手段配合经济措施。中国政府的行政能力超乎寻常，正因为如此，在房价调控上如果一味地向行政手段倾斜，其后果令人担忧。在近几年中政府与市场的“博弈”中，市场从来没有机会完整地按照实际的供求关系走完一个周期，而且在政府土地财政和中央重点企业也插足房地产业的情况下，政府强有力地行政调控，结果是市场的进一步扭曲。中国三十年来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始终不能以“完全市场经济”的地位而面世，原因就在于此。

    第三，与户籍挂钩的限购政策导致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历史性倒退

    限购住房政策与户口制度的“嫁接”，实在是中国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历史性倒退。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执行户口制度，把人分成不同身份，钳制劳动力流动，限制人的自由迁徙，因为违背公平正义原则而声名狼藉，成为改革之对象。一些在城乡统筹、社会保障领域取得进展的地区和城市，如今却出现是继续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改革还是退回到改革之前去的尴尬。以社会改革与管理创新的倒退来换取市场调控的短期效果，大概不能算是一个好的公共政策。在中国，凡是限制的都是稀缺的。事实上，绑架户籍的楼市限购令，一个显而易见的效果是把楼市的利润转移成户籍的价格。由此滋生户籍的买卖或异样的结婚离婚现象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