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沛

    早在1998年，我主持《湖南文学》的“现代汉诗”专栏时，就选发过李志高的组诗《在盲人们中间》，并做了如下评介：“一种文化和集体无意识上的突围，至少在诗写作者这个圈子基本上完成，下一步自然要进入到更为成熟和真实的个人写作状态，一种无论对自我还是对生活的深入与游离，一种悖论状态。”今天看来，这个判断还是准确的。“对生活的深入与游离”，始终是李志高观察和思考的方式，就像《在盲人们中间》的“我”一样，处于“试图打开天空”的盲人和“熟视无睹，或鼠目寸光”的明眼人之间，有一种深刻的矛盾左右着诗人的心智。

　　人饥渴于生，也饥渴于死
　　我惊醒，我惶惑
　　把蒺藜种植在灵魂的高贵中心
　　纯正的事物，总会被观念的拳头捶打
　　像被发现的天然钻石
　　直到能工巧匠把它打磨得越来越假
    　　——《我》（《芙蓉》1997.2）

　　“我惊醒”，所以“我惶恐”，这里既有一个思想者的警觉，也有一个思想者的两难。而当这个思想者又是一个诗人的时候，批判和抒情的结合，就会产生像繁复的波斯地毯的纹饰一样令人眼花缭乱的效果。因此，李志高的诗充满象征和暗示：“有一次我在看别人的诗时／突然说：浪费词语也被认为可耻／诗人们写诗是一阵空气的激动／像一只好高骛远的鹰”（《诗人们》）；“我们同时受到真理和谬论的双重／欺骗。我们被弄得满身尘土／我们抖不掉满脸的皱纹／反而庆幸自己熬到了一定的年岁／就可以谈谈经验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河马上岸》）。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种阅读理解，比如前者的“象征”岂止是“诗人”，它可以是所有艺术经验的写照；而后者的“暗示”好像更复杂：一方面，所谓的“真理”好像是这么一回事，而“谬论”导致的结果，似乎也是这么一回事。在此语境中，你能界定“真理”和“谬论”的区别吗？在人的一生中，你能摆脱它们的纠缠吗？李志高诗歌思辩的自觉几乎无处不在：

　　我，医生和诗人的二位一体
　　不同的生活，在一张嘴上
　　轮流说话，离得太近
　　又相去甚远，对自然的反应
　　均视为悲剧意义上的主角
    　　——《医生和诗人》（《湖南文学》1998.2）

　　我注意到诗句中的“悲剧”二字，当代诗人已很少有人关注自身的悲剧性存在了，因为享乐的时代，或者不如说我们这个时代崇尚享乐的人，不喜欢，或者不如说几乎丧失了思想能力。“我惊醒”，所以“我惶恐”，毕竟只是沉默的极少数。很久了，有一种场景常让我凝思：你坐一趟火车旅行，看到窗外动感的树木、大山和田野等赏心悦目的事物，那时，你是在欣赏的角度看待广阔的世界。但当火车进入黑暗的隧道中，你往窗外看到的只能是你自己的面容，当然谈不上欣赏了，而且视野相当逼仄。很可能，你会凝视你自己这张平日熟视无睹的面容，你会发现这张面孔的种种微妙之处，在此以前，你根本不会细察自己。当火车驶过了黑暗的隧道，当你重新面对熟悉的他物，你审视自己的机会和能力又会丧失，而且极有可能，你会忘掉你刚才的凝视或审视，因为普遍的经验告诉我们：那只是暂时的经过。但恰恰因为它的暂时性，奥克塔维奥·帕斯说出了一个真理：“诗歌爱上了瞬间，并想在一首诗中复活它，使它脱离连续性，把它变成固定的现在。”
　　李志高蕴含“悲剧”倾向的诗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是的，人类必须用抛弃来选择
　　就像一道闪电抛弃了天空
　　一堵墙抛弃了某个人的肖像
　　就像疤痕必须抛弃伤口
   　　 ——《谁抛弃了谁》

　　很简单，过“隧道”这种局限性的遭遇，呈现了人生广大的悲剧性：你只有在一个无法选择的时空才能“选择”什么、“抛弃”什么。而在更广大的时空，你好像什么也不能选择或抛弃。因此常常需要生活的温情来弥补我们信仰的缺失和“悲剧”意识。这就有了李志高诗歌呈现的另一面：人生卑微的欢乐：

　　那头高大的公猪，好像有一种
　　发情的气味在牵着它的鼻子
　　一路朝前走。唐九公落在后面急了
　　大声吆喝，生怕这畜生赶在他未到时
　　就与租赁方的母猪发生关系
　　要知道，家养的大公猪是单独
　　为配种而存在的。规矩是
　　先来一盆精潲，公猪吃了有力气
　　然后前脚步朝上一跨，只须几分钟
　　就有散碎银子落入唐九公的兜里
   　　——《一种生存方式》（《文学天地·泉水湾专号》2006.12）

　　这首诗，表面上写的是一个乡下老猪倌和一头公猪，但骨子里却折射出了这个社会男性可爱的焦虑和安慰。看起来，老猪倌（唐九公，肯定不是女人）和公猪都是支配者，其实他和它都是生存的被支配者，因为真正的价值体现在要多产仔的母猪那里。所以，“唐九公落在后面急了”，才会是一种人生的可爱；“散碎银子”才会是一种安慰性的幸福和成就感。这一切，充满人生卑微的欢乐。
　　这种可爱的焦虑和安慰，其骨子里的精义就是古语所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典型例子自然是诸葛孔明之伐魏，他失败了，可我们崇敬他。还有，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相关意思也表达得淋漓尽致。看起来，这种精神，无论中外，都是鼓励人们前行的动力。于是，我想到了巴别塔的故事：一群人要建一座通天塔，但上帝不高兴，让他们说不同的语言，因此无法沟通,导致此塔永无建成的可能。
   真正的诗人写诗，好像也是这样，在一种焦虑和安慰中，体验人生的可爱，及其卑微的欢乐！明知建不成理想中的“巴别塔”，但一直在倔强地添砖加瓦。
　　李志高，好像是这样一个倔强的诗人。
　　这样倔强的诗人好像并不多。我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