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5月16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报 ，记者张静雯

 

 韩国“岁月”号客轮失事沉没之后，韩国总理引咎辞职，带队副校长自杀。很多人认为，这是韩国政治人物和国民有“耻感”的表现。“耻感”究竟是什么？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的行为、引导社会风气？“耻感”与道德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些缺乏“耻感”的社会现象，观察到不知耻的人物言行，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缺乏“耻感”的文化来源？耻的失落，其本质是价值失范。不以耻为耻，则凡事皆可为。寻找失落的“耻感”，或许是道德重建的必经之门。

    “耻感”是一种共同的人类感受

    青评论：在日本和韩国，“耻感文化”尤其兴盛。这种“耻感”指的是什么？它来源于何处？

    干春松：韩国沉船事件中，总理辞职、带队副校长自杀的背后，“耻感文化”只是其中的一个面相，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像总理辞职这一举动，它背后也有诸如问责制度这样的政治文化在起作用。不过，像副校长自杀这样极端、激烈的反应，则可以明显地看出“耻感文化”的影响。

    “耻感文化”是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花与刀》中对日本文化的总结。在“耻感文化”的背景下，人们特别在乎别人的评价，道德动力来自于别人的促进和推动。本尼迪克特用它和西方基于“原罪”的“罪感文化”加以区别。

    但是本尼迪克特写这本书，是为了解决美国占领日本以后如何进行治理、如何与日本人打交道这样的问题，其写作目的有很强的功利性，因而她需要用一种特别简明的方式来概括日本的文化。但是简明未必等于准确。在西方文化中，关于羞耻感的讨论也是很多的，比如，司汤达说“羞耻心是人的第二件内衣”。而东亚文化中也并非没有“罪感”，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也会有负罪感，只不过此“罪”不是基督教的“原罪”。

    青评论：东西方语境中的“耻感”有什么不一样？

    干春松：我认为在心理学上，“耻感”是一种共同的感觉，这是天生的。羞耻的来源，也有相似的地方，比如，马克斯·舍勒经常讨论的失败之后产生的羞耻感，这和东方人是有相似之处的。但羞耻的程度和后天文化的环境有关。

    在东亚文化中，这种羞耻感会更强烈。比如，一个人如果在社会上不够成功，他会感到“愧对父母”、“愧对祖宗”、“愧对上天”等。在东方文化中，围绕道德所产生的耻感会更多一点。而传统的东方社会又是非常注重道德的熟人社会，无时无刻不处于人际关系的压力之下，所以羞耻感也会更强。

    青评论：同样属于东亚文化圈，中国人的“耻感”似乎就不至于强烈到让人去自杀，似乎日韩有更强的耻感文化特征。

    干春松：中国、韩国、日本都是很强调羞耻感的民族，但中国人的“耻感”表现不像日本人、韩国人那样极端，这和中国文化自身的多样性有关。在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家互补平衡。儒家强调“礼义廉耻”，但同时道家会劝你“放宽心态”。儒家学说中，也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说法，给人留有退路。

    再有，儒家还特别强调孝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而活着的，也承担了家庭的责任。所以当遇到挫折之时，对父母妻小的责任，往往消解了因耻感而产生的轻生念头。

    我认为，耻感是一个人道德意识的起点，也是一个人有道德能力的体现，但是我比较认同中国文化互补平衡的传统，不主张用自杀这样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耻感。

    青评论：具体而言，在中国传统中，有关“耻感”有何说法？它具有怎样的社会道德价值？

    干春松：在中国典籍中，关于“耻”的说法是很多的。我觉得最典型、也被引用最多的，就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做人的四大原则。“耻”是四大原则之一，它在传统文化中，确实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孟子有“四端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判断一个人有没有良知，就看有没有这四种德行。其中“羞恶之心”，其实就是耻感的一个表现。你应该因为一些事情感到羞耻，在孟子看来，这些是不用学的，是每个人先天就具备的。

    还有一句话，叫“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就是说，如果你处身其中的是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你依然很穷，那你应该感到羞耻；反之，如果国家政治不清明，你却又富又贵，也是耻辱。总之“知耻”的背后，是一套关于“你应该为什么感到羞耻”的标准。

    我以上举的都是先秦的例子，但关于“耻感”的讨论，在历史上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耻感失落源自社会对“无耻”的支持

    青评论：历史上关于“耻感”的讨论有什么特点？

    干春松：有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每一个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或者说“转型期”，都会掀起一次讨论耻感的高峰。比如，孔孟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宋明时期、明清之际也是讨论耻感的高峰期。这两个时期的社会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比如，明清之际，清人入关，这涉及文化上的问题，对知识界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顾炎武等人就会讨论羞耻感。清末民初也是一个高峰，比如，龚自珍有句名言叫“士不知耻，乃国之大耻”。

    每一次转型期，对于“应该以何为耻”的标准，都要经历一个重新拟定的过程。原先人们认为应当以此为耻的事情，可能现在又不那么羞耻了，或者说很多人公然这么做，也不以为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也处于一个转型期。在当下中国，“耻感”的确也是一个存在争议、值得拿来讨论的话题。因为价值在变，耻感的标准也在变，这也是当下道德困境的一个来源。

    青评论：“耻感”的标准或许一直在变，但应该还是存在一些共识。不幸的是，在我们当下社会中，一些基本的“耻感”都在失落。比如，官员对民众颐指气使、摆不正“公仆”的位置，学者直接翻译国外的著作文章当作自己的研究成果、还以各种说辞为自己辩解，郭敬明被判抄袭仍拒不道歉。一些普通人也走向“无耻”，比如，比较极端的干露露，再如汽车翻倒时人们去哄抢物资而不以为耻。中国已经陷入一种“不知耻”的氛围之中了吗？

    干春松：的确有这个问题，某些国人看上去好像比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都更缺乏羞耻感。而且我觉得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是，人们对这些原本应当是为人不齿、不当的行为，容忍度似乎特别高，这也是当代社会耻感丧失的一个原因。

    拿大学老师抄袭来说。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西方社会，这个老师所在的大学所做的第一件事，会是把这个老师解职。但是中国的许多大学却会保护抄袭者，因为抄袭的文章发表了，是计入大学的科研成果中的。那么你想，这个抄袭的老师的羞耻感可以从何而来？他反而会认为，他是为学校做了贡献而“忍辱负重”。

    人之所以会为某些行为感到羞耻，一方面要靠自己内在的道德反省，也需要外在的舆论谴责和规则束缚。如果外在的压力不够，那么当事人自身内在的反省力度就会减弱。

    青评论：而且，一些做了可耻之事的人，往往还很有市场。比如说，郭敬明抄袭，仍拥有众多粉丝。

    干春松：粉丝经常不在意他们所追捧的人的道德表现，这种非理性的支持，有一点“准宗教”的意味。而且我们看到，郭敬明等人一旦有什么动态，媒体会蜂拥而上，看上去很风光，所以他会觉得自己无需承担抄袭的责任。

    似乎这些可耻之事，在当事人内心激不起什么反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正常的道德评价机制没有建立起来。

    青评论：但是我们看到，媒体也好，

    公众舆论也好，对郭敬明、于正，以及对干露露这样“无下限”的普通人，也是进行了非常多的“口诛笔伐”的。舆论也并不支持他们的行为。

    干春松：这也是一个特别值得讨论的问题。现代的舆论以追寻热点为上，所以吸引眼球成为一些人的终极追求，而不关心这个眼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对于这些“不知耻”之人，他们怕的不是人们谴责他，而是没有人理他。客观结果是，无论舆论是捧他还是贬他，都带来了他“走红”这个结局，所以他并不在意你对他的评价是怎样的。

    因此，媒体“口诛笔伐”很难对当事人的行为产生矫正作用，当事人反而容易从中得益，因为他的曝光率和他的收益是相关的，有时候为了博眼球，他还故意做出格的事情，希望你去批评他。

    有时候舆论对一个名人的不道德行为批评之后，确实影响到了名人的声誉。但过了两年之后，他又重新复出，而且过往的羞耻，反而被炒作成“困境”、“生活中的波折”，他反而成了一个“自强不息”的典型。这是更可悲的情形。

    青评论：似乎是这样，这些出格的、不道德的行为并不是羞耻的来源，如果不成功、不出名、赚不到很多钱，才是值得羞耻的。这是一种“以输为耻”而非“以不道德为耻”的畸形耻感。

    干春松：在古代，对一个人首先有道德上的要求，然后他如果成功了，便会受到尊重甚至追捧。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反过来的，你这个人只要成功了，就会赢得“道德”上的追捧。

    我们说现代社会是“原子式”的社会，和传统的熟人社会不一样，你和周围的人都不熟悉，甚至邻居也不认识。这种情况下，道德是不太容易看见的，除非你做了什么特别明显的恶事。但是“成功”这件事是看得见的，比如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但是道德却没有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标准，这容易导致那种“以输为耻”的价值倾向。

    耻感是道德的起点 但“面子”不是

    青评论：所以说，“有耻感”未必等同于“有道德”？有人说有耻感，就是守住了道德的底线。

    干春松：我觉得“有耻感”等于“有道德”的说法，基本上是成立的。但是有耻感和有道德，或者守住了道德底线不完全相同。

    因为耻感有一个伴生品，那就是“面子”。一个人可能因为有道德，而“有面子”，这时候，耻感就具有正面的道德作用；但是人也可能为了“面子”，去做不道德的事情。

    比如说，如果我在这个社会上失败了，我会感觉羞耻、丢了面子。为了维护我的面子，我就要追求成功，当然最好是通过正当、合法的方式去追求成功，但是，在一些情况下，若不做违背道德的事，可能难以一时实现“成功”的目标。我们说“耻感是道德的起点”，但面子不是，面子有可能是有危害的。

    严复说“始于作伪，终于无耻”，背后就蕴含着耻感与面子之间的微妙关系。作伪，可能是为了“不羞耻”，或者说不丢面子。“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中，齐人去坟地里面拿祭品吃，回来跟妻妾炫耀，说自己吃了大餐，就是为了让妻妾崇拜他，自己感觉有面子。

    在畸形的社会中，如果你不作伪的话，你在这个社会中就已经“有耻”，也就是没有面子了，而一贯作伪，那么最后这个社会一定会是一个无耻的、不道德的社会。

    青评论：那么，耻感、面子、道德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他们之间应有的、良性的关系是怎样的？

    干春松：刚才主要讲了“面子”对道德的负面影响，这和西方人讨论中国人的“面子”观念时的倾向有一致的地方，他们讲中国人“好面子”，表达的多是中国人“虚伪”这样的概念。“面子”是一个人在社会上取得的声誉的量化考察标准，正常的社会声誉的获得，一定是要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所以面子也是可以起到正面作用的。

    我觉得孟子说的“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最能解释面子、羞耻和道德的正面关系。如果自己的名声超过实际情况，作为正人君子，就应当感到羞耻。在实际情况之内的“面子”，是符合道德的。

    “面子”其实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种激励机制。我相信，西方人也不是完全不讲“面子”，否则他们为什么要彬彬有礼？为什么讲究公共场合的行为规范？

    青评论：有些时候，耻感的负面作用不仅仅是不恰当地“好面子”这么简单。有时候，它可能构成对人的羞辱，对人性的束缚。

    干春松：我相信每个时期的道德规范，都会束缚一部分人，道德规范本身就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制约。当道德对所有人都不产生束缚，那就不叫道德了。道德的功能，是要维护特定时代的社会秩序，它需要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比方说，为什么明代的时候特别强调贞节，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时候，安徽一带为何贞节牌坊那么多？那是因为那一带很多人出门经商，当然就要求自己的妻子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贞洁。这是那个时期商业活动产生之后，必然会产生的道德要求。

    但是如果你把违反这些道德要求的人沉塘、强迫她们自尽，那就是一种“辱”。我们现在要反省的是那种惩罚方式是不是“过”了，而不是否定那种道德规范。即使到今天，对家庭不忠这样的事也是不光彩的。

    青评论：那么，我们当代需要如何避免“过”了的惩罚方式？

    干春松：现代社会不同于礼法不分的传统社会，它非常注重个人权利和隐私。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举了个例子，在传统社会中，女人和别人偷情，女人的丈夫就带着人把女人的情夫揍一顿，获得对方“不再犯”的承诺，这件事就结束了。

    但如果在现代社会，你这样做，那就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了，因为打人是犯法的，对方可以把你告上法庭。在现代社会，不拿道德和羞耻去侵犯别人的权利和隐私，是基本的原则。

    用奖罚分明的规则激发耻感

    青评论：您认为，我们当代是否需要某种“耻感文化”？对于道德重建而言，找回“耻感”是不是一道无法绕过的窄门？

    干春松：我们当然需要“耻感文化”。前面我们提到的耻感失落的例子，都是我们在道德重建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一直强调，耻感是道德的起点，我们必须找到起点，才能走上道德重建的轨道。

    青评论：我觉得在当今中国的语境下，要找回某种“起点”，或者说确定“我们应该为何感到羞耻”的标准是很困难的。在关于耻感的讨论中，公众常常鄙夷和奚落主流价值所赞扬的，比如“范跑跑”事件中的舆论逆袭，再如对一些明显失德、不知耻的现象，公众会以“剽悍”这样相对中性的评价带过。

    干春松：必须承认，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的、多中心的时期。所以当你说到“主流”两个字时，你就容易被置于公众的对立面。无论你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都会被解构消解。

    从尼采开始，哲学家对这个社会最深切的忧虑，其实就是这一点。这个社会中，当某种力量宣称要提倡某种价值的时候，就会被多中心主义所解构，这就是所谓的“喧哗的众神”。道德的标准一再被解构之后，势必会走向“无标准”的时期，像“羞耻感”这样的东西，是最容易被消解掉的，这就是现代文明的代价。我们总觉得物质进步后，道德的进步会随之而来，但这只是人们的想象。

    青评论：在这样一个解构力量主导的时代，我们该如何找回失落的耻感呢？之前也说，缺乏一套正常的道德评价机制，是耻感失落的原因之一。

    干春松：道德的讨论，从来不应该是只就道德讨论道德，而是要从道德产生的机制来展开。很多问题之所以出现，不是因为我们道德教育缺乏——我们的道德教育从来不缺乏，关键的问题是，如果那个人做了可耻的行为，你能“怎么着他”？

    所以找回耻感，靠的不是简单的呼吁、倡导某种价值，或者树立某个榜样，而是靠规则。有了规则之后，奖惩明确，“被惩罚”就是激发羞耻感的重要来源。而不应该是靠人的“羞耻感”，来避免他去做什么事。

    所以，我们要回到那个“起点”，不是跳过去的，而是通过建立某种规则，让它找到回到起点的路，再来激发道德的感受力、判断力。

    青评论：这么说，激发耻感，其实是道德重建的起点，规则构建才是背后最为重要的任务？

    干春松：在一个小国寡民的社会中，维持社会的道德秩序，有足够的耻感就够了。

    但现代社会要复杂得多，我们不可能指望用耻感维系道德，光有羞耻感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还是规则。羞耻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去维护那些规则，而不能够取代规则本身。

    回到开头说的韩国沉船事件。很多评论说，韩国人自杀或者辞职，是因为耻感文化，中国人的耻感文化消失了，所以如果重建耻感文化，领导人遇到责任事故，就会自觉辞职。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如果没有成熟的问责制度等一套规则在背后起作用，耻感的力量也无法被激发。道德只是一个面相，背后还需要有规则的支撑。

    文/栖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