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带孩子去圆明园旁边的一个学校上数学课，车上正在播放一首老歌be a better man，因为是林忆莲翻唱过，所以算是比较熟悉，播音员说这是一首励志歌曲，对那些希望成为好男人的人有所帮助，我自忖，我算一个吗？

 

   昨天去参加学校某机构召集的一个小型的会议，主题是讨论如何跟我们家乡的师范大学合作建立一个“研究中心”。这个事情两个学校的领导讨论了很多次，这次大概是议论如何落实，所以我们“群众”也被邀请参加。参加会议除学校相关机构的领导之外，还有一些院系的领导。会议开始的时候，他们在热烈的讨论协议文本，这当然也是一个不错的过程，然后领导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主张。

    在他们说完之后，学校某机构的领导让我也提一些建议，我自己的主题是认为合作是一件好事，有些研究如何能与某一区域的机构联合，能够使研究深化，无非是目标不用太大，可以从一些具体的合作开始，如果愉快就可以进行下去，如果不顺利就算了。

    在我说话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学院的副院长，开始接电话，大声地“布置”“吩咐”着一些事情，我只有不时的停下来。但我已经有些恼怒了。就在我以为他终于消停的时候，他开始接第二个电话，又是大声地说话，终于使我忍无可忍，我开始发怒，“你是谁啊，（我的确不认识他，虽在一个楼里办公，并认识他们院的另外一些人），你怎么连一点基本的素养都没有，我在这里说话，你一直打电话”。我说完就拿起书包，就离开会议室，并摔下一句“我根本不愿意与你这样的人开会”。走到了电梯间，会议的组织者开始跑出来劝阻，希望我回去开会，接着又有一个参与者前来劝阻，我只好回去。那个副院长开始道歉并解释说是教务秘书的电话，如何如何，我说了一句更为恶毒的话“就是你爹的电话你也应该到走廊去接”。

　　　会议算是进行下去，但我的心情大坏，好在中午两个清华的同学来找我，使我有些忘记这个事。

　　　但是我也觉得自己是否是反应过当，是否是用另一种无素养的方式来对付一种无素养。反正人以群分，以后还是少跟这样的人见面为好。

 

 

　　今天早上把孩子送到学校。我必须在9点钟赶到孔庙，参加孔庙的幼儿国学班的开班仪式。

　　这个班的前身是安定门街道的国学馆，以前中华孔子学会的会长张岱年先生还题写了馆名，因此中华孔子学会和这个国学馆一直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加上以前中华孔子学会的办公地点就在孔庙，只是因为孔庙进行大规模的整修，协会才只能暂时搬到清华大学。
　　这个活动本来应该是由老先生参加的，但是我们的形象大师北京师范大学的周桂钿老师因为要参加一个由几十年不见的老同学参加的同学会，所以只好由我“充数”。

　　　到了孔庙，一些孩子穿着“汉服”在那里，见到了孔庙现在的主管和这个活动的负责人，我有一个简单的开场白，主要是表示中华孔子学会和这个活动的关系，并表示孔子学会的老师会尽可能的协助他们办好国学班。

　　　讲完话，接受一个“德国之声”的一个简单的采访，问题比较老套，就是儒学在被否定了那么长的时间后为啥又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

　　但我强调孩子读经典，一方面是知识的积累，一方面是身心的培养。到并不一定要跟什么立场挂钩。重要的是孩子们了解了儒学经典的一些内容，他们以后可以判断那些内容的真伪，总比简单地否定这些影响我们几千年的思想的极端做法要好吧。

　　下午是一个读经活动，是由人大国学院资助，主持人是梁涛，这个活动也是我们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有不同学校的老师和人大的一些学生参加，每两周的周六的下午，这次主要是《大学》，理由简单：一方面是可以与我们以前阅读的《中庸》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大学做为“门径”可以有助于大多没有经典积累的学生参与。

　　　下午的参加者甚多，但学生们显然参与感不强，或许需要做一些改进．

 

　　　“国学”与“骂人”，似乎是一对矛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