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新儒家看做是一种“叙事”

现代性尽管是个概念模糊的概念，但并不妨碍学者们对之的热情，当然概念的复杂性本身就是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的一个体现。因为许多的问题比如“现代和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等等都是以“现代性”为中心而展开的，对于中国人而言，除了上述问题之外，还引发出“全球性与本土性”、“现代化与西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如果更远的追述，还可以有“古今中西”等问题。

现代性具有一种强烈的“断裂”倾向，对西方内部而言，他意味着工业革命以来的启蒙思想和组织原则的合理化，而对于非西方的国家而言，这种“断裂”意味着所有的民族性的传统价值观和制度资源与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资源相比的“地方性”的“落后”。这种“对置式”的思维模式，即使在现在依然是西方统治式的思维方式，这使西方人具有一种下意识的道德优先性，并赋予他们对别的国家的习俗和政治组织方式进行干预的合法性。当然，对于这种带有“强制”色彩的现代性，西方文化的内部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反思倾向，这种反思的倾向到了20世纪中期之后，逐渐从文学和别的艺术方式转化为一种社会批判思潮，即后现代思潮。这种思潮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通过对于“地方性知识”的强调来解够启蒙思想和以西方价值、制度作为典范的普遍主义。

有趣的是新儒家正好是在这一点上与后现代主义“相遇”了，新儒家作为反思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传统思潮而演化出来的思想流派，一反经典儒家的普遍主义观念，以一种多元主义的姿态对“西方”的唯一性提出疑问。通过对西方文明的负面作用的强调来证明中国的儒家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具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些内在的相似性。李翔海教授的新著《民族性与时代性》正是从这一点开始展开他深刻的、比较性研究。

本书认为，如何将后现代主义思潮纳入思考的参照系，重新反省、研究中国文化，是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也是尚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所须面对的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正是在这样的预设中，李翔海选择了比较新儒家和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展开讨论。首先，李著将现代新儒学放置在“儒家传统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和当代人类基本存在境遇”之交会处，从比较视野中加以考量，认为，现代新儒学发展演进的内在理论向度是寻求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这种统一一方面是由儒学传统在现代开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如何整合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正是当代人类文化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由此，新儒学的有关理论努力不仅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可看作是对宗教、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作了中国式的解答。新儒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一起，代表了面对一个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在处理宗教、哲学与科学之整体关系的基本取向上所可能有的两种相反的基本选择，因而也就以特定的方式关涉到了人类的未来。

怎样把握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理论倾向？这也同样是开展两者的比较研究应当首先弄清楚的问题。该书认为自由与虚无的交织，共同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并典型地表征了西方当代文化的成就与问题。后现代主义中的“否定性”向度与“建设性”向度之间保持了紧密的内在关联，并体现出了对现代性的批判、对西方文化主流传统的解构、对世俗化的进一步推进、建设性向度的突显等四个方面的基本理论特质。

确然现代新儒家的近期代表人物杜维明等人，长期生活在西方，一方面他们对西方文明之所长有确实的感觉，同时他们面对启蒙思潮所带来的危机，又能从更多的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中寻找到破解现代性危机的文化资源，因此导致新儒家在对现代西方文明进行批评的时候，具有更多的建设性。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的思路还带有明显的儒家普遍主义的痕迹的话，那么刘述先的“理一分殊”和杜维明的多元文明的对话和互动，更具有真正的多元主义的色彩，同时也更具有建构性，这或许是新儒家在跨越现代性的迷雾时的一种独特的贡献。

进行后现代主义与现代新儒家的比较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理论兴趣，其真正的目的是“谋求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李翔海对此表现了充分的建设性态度。他认为，第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在使中国文化由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张力而陷入两难困境的同时，亦为中国文化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为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重新思考人类文化的现代历程及其未来走向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契机；中国文化与西方后现代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为进一步推进中国文化的世界化提供了更为现实的机缘；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标志着西方文化中心论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从而为非西方文化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论空间。第二，面对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被挤压在同一个平面上的基本存在境遇，中国文化既不应当轻言丢弃和颠覆现代化，又必须充分注意后现代主义的警策性意义。只有切实完成——“真正实现价值系统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和“成就更为合理的现代性”——双重历史任务，才能真正摆脱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左冲右突的两难境地，并最终完成将自己独异的智慧精神贡献于人类新的“轴心时代”这一中国文化面向21世纪的历史使命。第三，必须切实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必须立足于新的综合与新的创造。第四，在走向新的“轴心时代”的过程中，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应注重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的基本运行机理，应当为改变现代性范式下形成的以绝对化地、直线式地追求“永恒增长”为基本目标的文化生态模式提供有益的借鉴。

由此，可以看到李翔海教授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一书既回应了百年来中国文化探讨的关键性问题，又从现代文化的发展新潮流中探求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方向，可以说是近年来文化研究的一个突破性的成果。

詹姆逊一直坚持将现代性看做是一种叙事方式，其目的是为了化解现代性中的决定论色彩，而如果从某种角度来看，新儒家以一种地方性的知识的面目进行防御性的现代性批判，却正好是一种建设性的“叙事”，因为由传统儒家向新儒家的转变，是儒家抛弃其文化偏执性的自信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在“时代性”中突现“民族性”的过程。

（这篇文章是给南开大学的李翔海《民族性与时代性》一书写的书评，2006年7月2日《中华读书报》在发表该文的时候，有出乎作者意愿的删改，这里是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