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四：哲学系应培养什么样的人

张志伟：刚才我和嘉映还在讲，任何一门学问你如果不扑下身子做十年二十年，是不敢说话的。这就涉及一种理想状态，涉及哲学学科从一开始就必须建立起来的培养机制，如何能够让你既有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等等的基础知识，而且还不至于形成学科壁垒。现在的专家学者们都是有专业的，专业之外是副业。我们能不能从一开始就没有这样的界限。西方的大学基本上就没有这个界限。它培养一个哲学系的学生不是给你规定这个专业或者那个专业，它的教育系统是一个很宽的基础。当然，到后来你自己可能有所偏重，不过那个偏重可能会在哲学的某个分支，而不仅仅是哲学史上的某一个人。这也就是说，在大学里学哲学强调的是知识基础，而你作为一个哲学家是另一回事。换句话说，我的基础知识训练不能当作你的研究对象，如果你研究对象只是你的基础知识，那你就永远只是一个学者而不是哲学家。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在中国研究哲学首先涉及一个中西之间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是你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你不能说我在中国做哲学，我研究的是老子、庄子，研究的是康德、海德格尔，那肯定就不对啦，那只是你的知识背景和基础。

彭永捷：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和这个类似，探讨的话题就是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哲学家，后来就反思到哲学教育。我们哲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出一个哲学研究者，研究某一个对象，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培养我们学生从事哲学。假如我们一个学生的硕士论文写的一个哲学话题，建构起自己的一套哲学体系，可能我们要么是冷嘲热讽，要么就是觉得学生不自量力，要么就是认为你这东西像个哲学爱好者的产品。
说到哲学爱好者，他们对哲学的热情可以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爱智论坛”、中国社科院举办的“中国哲学大会”中看出来，已经超过了专业哲学家。但我发现，当我们总是想搞得专业一点排斥哲学爱好者的时候，忽略了哲学爱好者身上有一种非常可贵的东西。这可贵的东西就是他敢于哲学创造，而我们就被限制在所谓专业的知识里边。可是如果我们想一下我们中国20世纪的哲学家，拿到现在来看全是哲学爱好者。就说梁漱溟写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本书，什么《人心与人生》，这些拿出来看，是不是一个哲学爱好者写的东西？放到一个专业的队伍里看，那绝对是一个哲学爱好者写的东西。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我们现在来看会不会说冯先生写这个很不哲学？我们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如果拿到一个非常专业的哲学来要求，也可能认为是一个哲学爱好者写的东西。他们的形式之所以被接受，可能跟他们的身份有关。他是在著名大学哲学系里边，他从事哲学这一点来说已经没有疑问了，大家都认可他了，那么他在写一些哲学爱好者干的事情，大家便说这是哲学家干的事情。可是很多人他没有获得这个身份，他做了这样一些事情，然后我们说这些是哲学爱好者。我想说的是，一个专业从事哲学的人，缺少了哲学爱好者身上那种对于哲学本身的热情，他就成不了哲学家。

陈嘉映：彭教授说完了，我有好多想补充的。最近有个学生写论文，大学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叫《什么是语言》，是我指导的。我看了说，我知道你比一般的本科生想得多，认真，爱好，这是件好事。但是，你这种写法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为什么呢？你写了很多关于语言的思考，但是我不知道这些思考和哪儿连着。他说我就是不要和已有的提法连着，我想从头思考，我就从语言本身思考。我说，但问题是这样，如果你也从头思考，那个同学也从头思考，每个人都没有reference，每个人都从头思考，就形成了昆德拉所说的局面：“我们人人都是作家，但没有读者。”你不能指望老师来从头弄明白每个学生自己的思考，是吧！有些民间哲学家就是这个路子。但你得从某种我们熟悉的东西开始，或者从某个哲学家，或者从常识，然后我们才能明白你那里与众不同的东西是什么。思考根本上是一种对话，是在某种特定的传统中开展的。常识也是某种传统。我觉得冯友兰的情况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他所依赖的知识是我们共同知道的，所以你可以说他错，可以去反驳他。但若真的各说各话，你就无法争论，无法反驳。
另外你说，你要谈海德格尔你就该好好去读海德格尔。我和志伟中午正好说到这个，就是“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我们现在读过几年书了，我们就太知道了。读什么容易啊？20世纪80年代容易。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好歹我浏过一遍，那我就是海德格尔专家是吧，那我就敢讲海德格尔哲学。今天的确是不可能了，往少里说，你不下个三五年功夫，你就别说你读过海德格尔。那我们还怎么来进行学科间的对话？我要跟你中哲对话，我花三五年读了中哲，你说你先回去三五年读朱熹，三五年你再读读王夫之，先秦我是不敢说三五年的，那完了呀，我就这么几年，还对什么话呀？
有的人就这么说，你要读海德格尔，你不读胡塞尔你懂不了海德格尔，当然如果你不读新康德学派你怎么弄懂胡塞尔？不读康德你懂什么新康德学派啊？那你不读休谟你懂什么康德？最后，你不读前苏格拉底你什么都不懂。我觉得，那样就有点太吓人了。你知道吧，它就有点超过我们凡人能handle的那个东西。只能在一个小领域做一点专门工作，然后我们大家面对一些共同问题。有共同问题就有学界，要是没有共同兴趣，我们就最多有些专家，没有一个所谓学界。这就是李河所讲的现象。
我觉得学科间对话这个提法本身也许有点问题，至少在理解上稍微有点问题。我想，所谓学科间对话呢，其实就是问题对话，而不是要强调学科背景。学科里面的工作是不用对话的。我好好注一本《庄子》，做了大量新考据，你干吗让我对话，你们爱读你们就去读，我不跟你们对话，我就是做《庄子》。但庄子里的哲学问题却不是庄子的问题或哪个学科的问题。道是可言还是不可言，这不是庄子的问题，是咱们大家的问题。你觉得庄子讲得挺透，我觉得王弼讲得透，他觉得海德格尔或维特根斯坦讲得透，要弄清这个问题，就需要把王弼、维特根斯坦都拉到一起来对对话了。不是说我硬要跟你对话，为对话而对话，而是那个问题把我们领到一起对话。对话如果失去问题主导，它不但流于形式，而且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你考据《庄子》文本中的问题，你不找我对话，我也没资格和你对话。如果我真想对话，我就好好读《庄子》。但你和我讨论《庄子》里的哲学问题，你就要很宽容，你知道我不可能有时间把世界上的书都读了。可言不可言，那问题在哪儿，对话呢一定要有问题导向。
 我说问题导向的时候，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对话不依赖各自的理论。他建立了个“和”理论，你建立了个场论，在我看来那不叫哲学创造。各自抱着理论就无法对话了。我们要讨论“道可言不可言”的问题吗？你说你先得把我的场论弄清楚，他说你先来把我的“和”理论弄清楚，这坏了。以前我们只有康德和黑格尔，现在好了，我们又有每天花样翻新的新理论，没有通通读懂就别谈问题。我恰恰是说，你的理论呢，你自己有兴趣，你就好好去研究，到了问题上，我们是平等的。
讨论可言不可言，这哥们儿说哎呀你没读通《庄子》这问题你就别谈了，那哥们儿说禅你没读通你就别谈了，我说维特根斯坦你没读通你就别谈了。那就没有对话了。我们之所以要凑在一起对话，正因为我们读的书不同，但我们的问题是共同的。不能等我们书都读了共同的我们再来对话，那就晚了。不管你自己构建了什么理论，不管我读了多少书，我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咱们就像你没理论我没读过书似的，就是要把我们从各自所长中拉出来降到共同平台上。
我们各自所学的专业当然还是有用的，但是在对话中，我的专业训练的作用是内在的。你的专业内在地帮助你更好地思考我们的共同问题，而不是我们各自把这个问题收到我们各自的专业框架里面去。不管你书读得怎样多，理论多高深，你觉得我还配来跟你对话，就说明你这事儿还没想通，想着虽然陈嘉映没读过这些，但他读过一点儿维特根斯坦，看看能不能对这个问题有贡献。
最后一点就是李河所说的德勒兹那个所谓geophilosophy，我觉得这个概念的确是很重要。我一向觉得，哲学大会上是不可能对话的。我们都开过大会，纯粹都是在走形式。今天我们五个人关心一个问题，挺好。用不着五百个人，那只是壮观、热闹。我们五个对完话呢，也兴许我们几个又找另外几个对话，为什么呢？因为那几个人关心那问题，这几个人关心这问题。若说哲学是对话，那是一个连环套的对话，并非我们有一个普遍的哲学，一种普遍的哲学思想。没有这种东西。有的就是这些局部的哲学思想，通过连环的对话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