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永捷：我再补充点儿。现在提倡的学科对话，应看成一个暂时现象。我说这是一个暂时现象，内在问题只不过是我们不同学科的，因为都是专家，等于说专家解决某一个问题。这个更引申一下，为什么这个不同学科的专家要去面对一个问题？实际上我觉得这里边根本性的还是要意识到身份的变化。从哲学史的学问来说，我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比如说我讲王弼讲语言，我讲清楚就完了，但是我真正认识到我要做哲学探讨，我就像刚才说那些哲学爱好者、那些同学似的，我要研究语言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问题意识才突出出来。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身份的自觉转换，不会去看到那个问题本身去。我最多就问问你，对王弼是怎么理解的？对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是怎么理解的？我因为要了解他们才问这个问题。

陈嘉映：对，有时我要请教专家，给我一个专业性的指导，这不是对话，是学习。

彭永捷：关于嘉映说的学生的例子，我觉得这里有个前提。因为你在从事教学，你在塑造一个学生，不是说你一定要从他那儿得到什么。老师从学生那儿可能有时候得到东西，可能有时候得不到东西。这个学生是个好苗子，你可以引导他，指导他通过哲学史进行哲学的训练。我举个例子，我们探讨颜色是什么，就像在“爱智论坛”上看到的“颜色是什么？”也可能只有哲学系的人才“无聊”到探讨这个问题。那么有人说颜色就是光和波，是属性（哲学史上的一种观点），另外有人会说是感受性，有的说是观念，通过这个就可以引出不同的哲学家。哲学上的问题往往是永恒的问题，可以不断地思考。我们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接受哲学的训练。我们现在教学中排斥的那些东西，恰恰是我们哲学教学中最缺乏的。我们首先就想培养一个学问家，有没有想到让学生一起来和我思考，就哲学上的事儿进行探究。可能我们自己也不做这样的工作。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做的也就是研究一个人怎么说，把这个东西弄清楚了，就很了不起了。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这种风气，看到学生一做这个的话，我们总觉着你哲学史还没弄明白呢，怎么去考虑这个问题了。可见，在这个思想方式上我们就已经不可能去培养一个从事哲学的了。

陈嘉映：在教育上我倒不是说专业教育太多、通识教育太少，说得圆滑点，两个都太少。
对话时动不动就拿出自己的专家身份，是吓唬人。对哲学思考来说，无论你学的是海德格尔还是康德，最后要学的都是人家那个理路啊！这个理路不一定非学海德格尔不行，学康德就不行。这是个基本训练。关键在于不要把专家和问题混起来。

李 河：嘉映把哲学问题概括为“非专业的”，我觉得可能“超专业的”说法要好一点。这既涉及学术判断力问题，也涉及专业训练问题。单纯的“专业训练”只强调“术业有专攻”，而把“闻道有先后”那个说法先放在了一边。但“术业”与“闻道”在哲学上是不能分离的。我记得Hirsch在validity of interpretation这本书里曾区别了两个概念，就是meaning和significance。Meaning是说一个文本、一个表达式有它的内在意义或内在含义，这是你自己需要花很多专业功夫去搞明白的。但是这个significance呢，它在中文中也总是被翻译为“意义”，但其实谈的是一种效果史上的意义，一种我们从“术业专攻”中领略到的、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意义，所以才有“文以载道”的说法。做哲学的应当有“术业”意识，但不应止于这种意识，还应超越它而同时具有很强的“闻道”意识。你研究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同时就是和他们一道面对他们的问题。这种训练会使你不仅有背景也有能力去面对其他的超专业的问题。

陈嘉映：不要把自己的专业背景看得太重，但是要把自己的专业调动起来，就是专业训练起作用了。

李 河：专业训练在这里所起的重要作用，就是塑造学术判断力。学术判断力具有超专业的特性，对于你刚才讲的学界或者共同体，都是这样。一个共同体的人不管他的具体专业背景怎么不同，但我想他们在学术判断力上应该有类似的地方，不管是不是家族相似，总之是类似的。他们对于那些超出某个专业领域的问题，大体也可以听得出来，哪些东西是有意思的，哪些问题可以继续展开的。

张志伟：不过，也可以不这么理解。比如，我把哲学问题看作是没有终极答案的问题，当然哲学家都要回答这些问题，每一位哲学家的路子都不一样，那么，我跟着任何一个哲学家最后面对的将是他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位哲学家的思想就是一种引导上路的方式。你的基础训练，就类似咱们经常说的理论思维训练，这是学习哲学起码的“消极意义”。但是训练的结果并不是把它当作一辈子的对象，而是说把我们引向哲学的问题。其实我读海德格尔，我也可以和维特根施坦面对同样的问题，这样就有一个对话的基础。如果我对话的时候只知道引经据典，用海德格尔去和维特根斯坦对话，那我不过是一个专家，还不能说面对问题。

陈嘉映：我听你们两个发言，我能理解到的就是，要把专业训练带进来，但不要把专业态度也带进来。

彭永捷：是这样。

陈嘉映：引用康德的时候本来是为了简便，而不是为了造成障碍。我引用康德，那我是假设你知道康德，一引用就省了好多话。我引用康德并不是因为非得懂康德才行，如果你不熟悉康德的话，我应该能够用别的话说出我所要说的。刚才我引了卢瑟福的话，我们应该能用大学一年级学生的话说一遍。

彭永捷：这就是我想说的超越。现在学术界关于问题对话已经很多了，重要的是怎么样超越，怎么改变学术生态。我可能现在着重某个学科背景训练，但是我要自觉地接受更多的训练。我得打破这样一个学科界限，我还需要了解很多其他学科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搞中哲的有时候希望加强西哲这方面的训练。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有意识的自我超越、完善，我逐渐地打破这个限制。我不可能整个的西方哲学都很熟悉，连你们搞西哲的人都不能做到，何况研究中国哲学的。但是我认真去读一两个人，读一两本书，这可以做到吧。这就可能对我有很大的启发，远远超越我原来只有一种训练。
这个就走向来讨论可以是第二种哲学对话。这种哲学对话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去改变哲学生态，把这种学科壁垒首先从主观上消除掉。不要总说自己首先是一个西方哲学专家，现在的问题是，你能否也在西方哲学之外去做一个中国哲学专家，认真研究那么一两个人物。我觉得，这种从根本上能改变我们以前培养人才的模式和我们搞哲学研究的模式，更值得我们讨论。

话题五：学科对话与学术共同体

干春松：我个人觉得，陈嘉映刚才清理了一个问题。以前我们一说起学科对话，那当然是一个很高的境界，我要跟你对话，中、西、马，好像是说我又懂中又懂西又懂马，这个可能是一个特别理想的状态。今天我觉得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在这里，学科对话可能并不是说，我要跟你对话就把我自己变成一个维特根斯坦，变成一个刚才说的“超”的境界。还是接着李河说的那个学术共同体的问题。共同体的建立是依托于一个什么问题才有可能，但现在的学术生态里很重要的问题正如刚才李河说到，就是中国人说的事儿、中国人从自己的源头说出来的事儿没人管没人理。这是没有共同体、没有学界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自己写文章也是这样，引的人越老越好，“腕儿”越大越好。我们为什么说赵汀阳那个东西值得花功夫去弄？就是要有意识去培养所谓的“界”，即共同体。我觉得杂志的功能可能要在这里。杂志的功能当然要发表一些专业类的文章，但是还要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可以依托的东西。你或者说它是一个小团体也好，或者说它是一个什么也好，那问题是，它就自觉地会出来一些事儿，有不同的背景的东西。可能我读海德格尔和你读海德格尔的出发点、意义都不一样，我去读的时候我从来就没有想成为什么，我可能乱翻，我可能一下子翻到第300页，我不从第1页读，它可能就哪天哪句话蹦出来了，而我理解的这句话可能甚至都不是海德格尔的原义。

彭永捷：我们想一下这个操作层面。假如我们对话，比如我要探讨语言问题，你跟我讲海德格尔关于语言。我们说可以交流呢，实际上是我要先了解一下海德格尔，你才能给我讲清楚；然后我研究中国哲学，你也了解点儿中国哲学的背景，再用我们比较能沟通的语言。实际上，对话过程中就是一个相互学习。我也了解一点儿海德格尔，我虽然不是专家，但我多少对他了解，而且你要真明白海德格尔对那个问题是怎么论述的，你不去看看海德格尔论述这个问题的章节，或者至少去看一些一般介绍性的文献，怎么可能会使海德格尔这个问题对我有所帮助呢？难道说我只是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了摘引了几句话吗？肯定不是这样。我说往操作层面走的时候，肯定都会超出我原有的界限。当然，我根本不敢说我读一读海德格尔，我就变成海德格尔的专家了。

张志伟：对，这里其实有一个点和面的问题。我们面上的知识应该是哲学史的，不是某一个人的，但是你毕竟总要通过其中的某一个人进入哲学，上路总要有一个向导。

陈嘉映：学生问我要参考书目，我说你先把哲学史读一遍。他问哪个哲学家最重要？我说无所谓的，你读哲学史你觉得哪个你最有感觉，你就去多读一点，读得成了个准专家，然后你可以自己思考了。你说谁最重要，康德最重要还是黑格尔最重要？不一定。

彭永捷：因为以前我们总是强调这个哲学训练，训练的学生一想到就是“谁怎么说”、“谁怎么说”，从来不想“我怎么说”，“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不会往这儿想。如果从来不这么想，就永远从事不了哲学、做不了哲学家，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你在这个问题上要有所推进，不一定给出新的答案。你是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呢发现别人思考的有什么更多启示，把那些地方更多地说上几句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所谓一个哲学家的或者哲学上的创造。
另外，我接着干春松的话头谈一下“学术共同体”。这个话题再往前说一步就涉及学派的问题。现在我们缺乏争论，第一个是没有学派意识，只有宗派意识、门户意识。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哲学家太少。如果出了那么几位哲学家的话，这就构成一个小哲学生态，这个哲学之间才有互动。我们现在的情况呢就像刚才李河说的，没有回应。我们现在的一种学术氛围主要是对西方的一种引用、注解。在这样一个氛围里边，我们想到的总是西方又出了什么新观点了，赶紧去研究它，然后来引用它，而没有去想我们自己国内的学生又想到什么问题了。在这个形势下，国内人想什么好像都不重要了。这个要改变一下，应该有意识的营造一下这个氛围。第二个就是正因为这样的人很少，也形不成这样一个可以互动的生态。以后是不是要鼓励很多人，特别像赵汀阳现在所做的那样，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他做这件事，这个身份转换本身，在现在的学术界来说，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假如出现一批赵汀阳，那可能我们哲学界就很热闹了。他们之间就互相问辩去，很多观念不同。你看宋明理学家经常搞什么“鹅湖之会”啊，讲辩论。为什么啊？学派太多，人物太多，有可以辩论的东西。

陈嘉映：我补充两小点儿。一个是，现在呢，连哲学家都没有把哲学当作一个公共平台，哲学家都是我来谈海德格尔、你来谈康德，却没有共同问题。第二呢，就是我老说，哲学问题不是哲学家的问题，咱们不说是全民的问题，至少是学术界的问题。绝对不是说只有哲学家才能讨论哲学问题。比如中国，我们面临好多观念上的问题，绝对不是说哲学家才有资格来谈，历史学家，什么家，不管是做什么专业的，只要有学术训练，有一种思考的严格性，就能够来谈。倒不是人太少，是各自做专业，不面对共同问题。在这点上应该给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一个肯定。他做这种努力的确是现在比较少的一种努力。做的方式你不满意，你可以批评他，没谁拦着你批评。更主要的是没人拦着你用一种更好的方式去做，但不要拿出专家的身份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