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三：“哲学问题”和“哲学史课题”

彭永捷：2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探讨这样一种问题，中国为什么在20世纪没有出现大哲学家？这是指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哲学家。这里面可能有各种原因。一个原因是，我们中国的思想家思考的中国问题可能不具有在世界上的普遍性，它是一个独特问题，具有地域性。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哲学引进中国没有多少年，是一个年轻的学科，中国人不是按照中国人原有的思维方式去创造，而是在模仿，模仿怎么可能模仿出大师来呢？这是个问题。第三个原因，可能就是和我们思想的自由的程度，我们社会给这个思想家的可能都有问题。

近年来，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哲学这个独特的学术共同体和话语体系，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这个问题包含着多重的含义，既有这个身份的危机，还有一个意义的危机。如果我们整个人文学科都是对西方的一种模仿，通过我们不断的模仿能不能有一个自我创新的能力？这就成了一个关键。

从学术上来讲，真正妨碍我们从事自由创造的东西是什么，我想一个是学科体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你是治西方哲学的，我是治中国哲学的，这是我的一种身份，也是我的地盘，我只能在我这个地盘里说了算，“我的地盘我做主”。与此相关的就是我们的哲学教育。我们现在也在酝酿进行哲学教育改革，因为我们都已经狭隘到了二级学科，甚至二级学科里还分若干专业领域，培养出来的是具有单一哲学背景的学科背景的人才。由于我们受的教育就这样，我们不得不只能说一个方面，其他的我不通，知之甚少。而且，我们在大学里还一心一意地在制造这种人才，不断让他复制。如果哲学教育上不能从根本入手，我们就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我们一说“汉话胡说”是一个问题，反驳者马上就有一个当然的理由，你不“汉话胡说”，让我怎么说？实际上用“你让我怎么说”来掩盖这个问题,这个不恰当。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这和哲学教育有关系。

再一个就是学术的视野。举个例子，我们治中国哲学，我们参考的文献基本上都是中国大陆学者的成果；后来，我们眼界进一步拓宽到港台的学者；再拓宽一点，就是欧美一些汉学家，参考他们怎么治中国哲学。可是，我们会发现，我们探讨的很多问题韩国学者也类似探讨过，或者人家已有成果，日本学者也有。所以，像台大的黄俊杰，他就提出过东亚的儒学和诠释学。实际上，诠释是一个现象，传统文本像儒学是一个国际性学说。在历史上，对同一个问题的诠释，有中国的诠释，有古代朝鲜的诠释，还有日本的诠释、越南的诠释，只有通过各种不同诠释才能看出它的无限的丰富性和可能性。可是我们的学术视野呢，由于我们这种教育的水平、学术训练水平不够，往往不能从一个国际性视野来看待这些问题。

治疗以往的学术疾患应该从自我的治疗开始。比如，我现在要去谈论海德格尔，首先得有胆量去谈论。这个胆量建立在我真正的去治疗我自己，即去认真地阅读海德格尔。并不是说应该跨学科对话，我就随意地去谈，脱离开一种学术的严肃性。我觉得不是这样，而是我能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我去认认真真地补这个课。研究西方的学者也是一样，我要了解中国哲学，虽有个程度不断提高的问题，但一开始我就是持严肃认真的态度的。

中国哲学怎样才能创新？一个是开辟新领域，一个是怎么样开辟中国人做哲学的新路径。比如说，有一个说法对我很有启发，就是“让哲学说汉语”。以前我们只是用西方哲学的汉语译名，这就叫让哲学说汉语，这个层次已经做到了；现在用自己母语，不光是日常语言，更多是哲理化的带有深厚资源的这样一种语汇去从事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