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二：现代学科体制下的哲学家、哲学问题

张志伟：刚才大家谈的问题可以归结为现代学科体制下的哲学家和哲学问题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与19世纪以后学科分化和制度化有密切关系。学习知识要分成学科，你要做学问就要研究这个学科或者那个学科，研究这位哲学家或者那位哲学家。但是在19世纪以前，比如卢梭甚至康德，我们不会非要去追问他有多少哲学史背景，虽然他的确要解决那个时代面临的问题。但是在此之后，在康德之后，哲学家大多出身于大学教授，而在大学里学科分化越来越细，需要的专门知识越来越多。尽管如此，好像咱们对哲学家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我们并不要求哲学家要熟悉那么多哲学史的基础知识，但是如果你不是哲学家，你是研究哲学家的学者，对于你的学问就必须有这方面的要求。这样一来，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问题：究竟你是要哲学学科还是要哲学家？这一点海德格尔最明显了。他对前苏格拉底哲学的解读，包括对康德的解释，在哲学上绝对是有启发性的，但对那些专门研究希腊哲学和康德哲学的专家来说通常是不看的。我觉得这就出现了问题：学哲学应该具备的基础训练是什么？学哲学的目的是什么？学科分化的后果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只研究中国哲学，研究西方哲学的只研究西方哲学，甚至研究西方哲学的还要细分为你研究的是西方哲学的哪一部分，那么，谁来研究哲学呢？

 

陈嘉映：对，这里有个一般的问题。不过，每个学科还有每个学科比较特定的问题。这也有点好玩儿。那天我跟干春松聊到历史。咱们在座的所有人可能对中国历史都有一个宏观印象，当然你不敢讲课，咱们都不是专家。但比如说你现在到美国去了，有那么几个哥们儿说你给我讲点儿中国历史，咱们都能吹一下是吧。三皇五帝到康熙、乾隆，大致你都知道点儿，对他们都有你自己的见解，但是你肯定不敢写成文章。
学科的门槛不是我要反对的东西，但是我在想，能不能在学科门槛之外另创造这么一个环境，让我们有时能就其他领域谈谈看法。可以分出层次，哪些是专家在谈。比如说我现在发表一个关于宋史中某个年代的考证，那就是专业，没什么好说的，你不是最好的、你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就免开尊口。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在另外的层次，你不是专家也可以谈谈宋史，比如说赵汀阳也能谈中国思想史里的“天下”观念。
我觉得有些话题我们不一定非要那样较真他的所谓学养。当然了，我觉得从学术自律的角度来讲，这样谈的时候不要制造一种假象，好像我是在处理中国学术史的问题。多多少少要给出一个标志，表明这里谈到是一般观念，不是在混充学问。赵汀阳谈“天下”，也用一些史料，但根本上他是在借史料谈一个观念，一个想法。要谈政治理念我就不可能不涉及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但我不是任何一段政治史的专家，那怎么办呢？

 

李河：其实，赵汀阳自己对这一点有明确的意识。他自己说，我看的书其实比我注释表现出来的要多。我认为这里有个哲学的评价标准问题，这个标准跟具体经验科学比如物理学有所不同。在强调哲学的专业化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哲学尤其是创造性的哲学往往不会用特定的现成对象来定义自己的学科论域。它总是用提问方式来定义自己的思想身份的。“提问”可以有这样几个分别：一个是question和answer。这是一个日常问法。answer直接是对question的回应，回应之后就没有问题了。这根本不是一个学问问题。还有一个是problem和solution。Popper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科学提问程序的，problem要有明确界定，solution要有明确指标，它是可以验证的。但是，我想哲学上更多值得追问的是所谓problematics。这也是一种问题，但却不是马上可以给出解决的问题，而通常是那种敞开一个论域的问题。由于论域的敞开，那些原来熟悉的或不熟悉的现象都因为这一个问题而成为值得追问的问题了。如果这样来看，我们现在的哲学所缺的不光是由亚里士多德传统所开始的那个学科分类意识，还缺的是使整个一个问题区域敞开的这个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的话，赵汀阳有一个优势，就是他敞开一个问题领域的能力还比较强。但在敞开它的时候，他掌握具体材料的分寸、火候和尺度是否到位，就是一个比较微妙的问题了。这里就需要一种学术环境，一种与开放性学术评估活动有关的体制环境。如果你单纯取一个简单的史学研究标准，非常经验的、史实性的和专业训练性的标准，那赵汀阳真的是一无可取。但那不应是全部的批评。你还应该看他是否有助于我们看到一个有待于敞开的哲学论域。这就需要建立在同情性理解基础上的交流。交流是很重要的。我们在交流中既看到赵汀阳的材料使用有时过于粗疏，但也注意到他的提问方式有时很“硬”。的确，赵汀阳的文章很简洁，他的提问非常简练，总想敞开一个话题。不太可取的是那些拒绝交流和同情性理解的态度。我编《世界哲学》时总感到，国内学者对同行的工作关注过少，即使关注也往往多采取一些拒绝的而不是同情的姿态，各说各的，这就造成学界的一种“集体自言自语”状态。

 

干春松：我觉得李河那个问题特别重要。哲学家可能应对的是跟他们生活相关的一个问题，他很多的观念或者论说是从他所面对的问题提出来的。到我们这儿以后就变成一个他在怎么想，而我们就不再想我们面临的事儿，他们那套东西跟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事有什么关系。第二个就是那个赵汀阳的事儿。今天我一直说赵汀阳不来是一个遗憾，因为他正面反面的教材都是特典型的。对于他的《天下体系》我是写过一个很长的书评。我理解，他自己也说不是要讨论“天下”这个东西怎么怎么，他是要提供一个我们思考问题的一种观念的模型，我个人看完他的东西还真是挺有启发。

 

李河：类似于“天下体系”这种努力我觉得是应该做的。过去我们谈论中国的东西总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取向,一说到此就强调要回到源头，总是用过去时的方式去看它，所以讨论特别关心origin（源头）问题。但赛义德也提到，origin问题是否有效，还在于它是否可以转化为一种文本意义上的beginning（开端）。只有这样，你的讨论才不会总是一种过去时的经验意义的东西，当代的问题和关注才可以作为reference被带进来。beginning是origin的现身状态，它使传统啦、过去的文本啦、特殊的哲学专业啦都与我们现代的关注和提问发生关系。这一点对于谈论中国传统资源或马克思主义都是如此。成为叙述的开端是很重要的，让一个东西成为叙述的开端对我们具有现实意义。比如，虽然我们常说传统通过我们而向我们言说，但在目前关于“国学”的讨论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两种立场对立但意识相近的看法：一种是完全拒绝让中国传统资源进入叙述，不让它言说；还有一种是说应当让传统进入言说，但只能让它以“原生态的方式”言说。这两种看法都是过去时的谈论。所以，让传统的东西变成一个有效的“开端”，这不仅是重要的，而且需要不断有人来尝试。

陈嘉映：我把哲学理解为学术研究中的思想性的问题，是非专业的问题。如果学术里没有非专业的问题，就没哲学了。
广义上说到哲学，我指的就是那种东西，指的像赵汀阳的那种东西。要把学问式的做法和哲学思辨分开。我做考证，你别管我有没有思想，我考证得对，我考证出的东西你们以后谁做思想都得承认这个东西。专家不思考哲学问题照样作贡献。我读《庄子》就得读注释本，那里面都是专家的劳动。
但是我们也不妨碍别人去利用这些东西去讨论问题，敞开问题。反过来说，这些敞开问题的人我泛泛的叫做哲学家，不是说在哲学系上班的人，而是任何一个人在从事思辨的时候。“哲学”这个词在很大程度上本来就是各门科学之间的公共平台。你愿意叫它“思想”也行。专业不需要对话，是思想需要对话。你哪个专业咱们不管，你从这个专业开始他从那个专业开始，但这个思想是一个共同要交流的东西。我始终认为哲学不是一个专业。哲学是那个去除专业的东西，提供这么一个公共平台。要说我们学哲学的人也有点什么专业知识，就是哲学史的知识。比如，说你是读康德的，我是读海德格尔的。哲学史家可能不是出色的哲学家，他可以像历史学家一样，像文献学家一样，是专家。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历史学家不一定比一个哲学史家少哲学。很多思想是我们共同能交流的，基本上不受制于你的专业。不管你是做清史的还是做明史的，你要谈一个历史思想的话，你就应该让我们这些不大懂清史或者明史的人能够多多少少加入一点儿来谈这个问题。你讨论中国文化的特点，你讨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利弊，你是专家，你是有根有据地说，而你也得允许我们无根无据地听。

 

张志伟：可不可以说，它类似研究古希腊的方式，既有古典学的研究方式，即小学功夫、考据、文献，也有研究哲学的方式。也就是说，我读柏拉图是为了学习和研究哲学，不一定非要遵循考据的规矩，但是反过来说，古典学也可以为研究柏拉图哲学提供帮助。

陈嘉映：那绝对的啊！那绝对是能够提供。我想的其实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你看如果是有两种人写的哲学史，我多半向初入门的青年推荐那些不是哲学家写的哲学史。反过来，罗素写的哲学史，更多是他的一家之言，不是相对客观的哲学史。大哲学家不大可能写出相对客观的哲学史，他太想论证他自己的东西了，很难透露与他自己观点不和的那些思想、相对客观去理解迥异的思想。

张志伟：说到这里，其实涉及一个学术评价的问题。这几年大家在做中、西、马之间的对话，目的就是要打破学科壁垒，直面理论问题。你先不要讲你是研究这个专业还是研究那个专业的，能不能优先考虑问题，我们可能背景不一样，但是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哲学问题的问题域是开放的，我们不要把自己封死在一个角度，只能从一个角度谈问题，而且只能和某个专业圈子的人讨论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们的学科建制里，你只有引经据典才算是有学术水平。实际上，不引经据典，不使用任何哲学概念而讨论哲学问题，在我看来应该是一个更高的境界。我记得很久以前看过嘉映说过的一句话，可能是从网上看的。你说我要是讨论哲学问题，我一定要用日常语言能跟你说清楚，如果说不清楚，我首先要道歉，这是我的问题，因为我没有办法用日常语言把它表达清楚。是这样吧？

 

陈嘉映：对。其实这话我还想说得极端一点。我引用卢瑟福的一句话，他说，我要是不能对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讲清楚的话，那我觉得我是自己没有完全弄懂。卢瑟福不是矫情，那是有体会的话。卢瑟福是物理学的顶尖专家，他说的这个弄懂，肯定不是指在物理学层面上的弄懂，那他是很懂，他是用数学的语言弄懂的。物理学家在写科普著作的时候都会说，这问题我要是用数学语言讨论起来太方便了，但是呢我想给你说清楚，我不得不放弃数学语言，用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但反过来像卢瑟福那样说，说如果不能用大家能听懂的语言讲清楚，那就是他自己也没完全弄懂，这里就有更深一层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