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汉生先生和《四书集注简论》

陈来

    邱汉生先生是中国思想史学界的著名前辈学者，邱先生1992年去世，至今也15年了。我认识邱先生是在1980年秋天，在杭州开的华东地区宋明理学讨论会上。那时我还是研究生，是跟着邓艾民先生去开会的，邱汉生、冯契等先生都参加了这次讨论会。冯契先生带了他的研究生陈卫平等几位，邱先生带了他的研究生柯兆利。邱先生在大会上作了报告，是关于周敦颐的思想，邱先生讲演很清楚，声音很明亮，笑声很爽朗，显示出他在讲课方面是富有经验的，虽然他在解放后已经离开大学讲席多年。在我看来，他的讲课能力之强，即使在北大，也是很少见的。另外，他的文字，端雅整饬，也很有特色。

    1981年我的硕士论文答辩，邀请邱先生来参加了，他给我的论文的评语里有“独辟蹊径，发前人所未发”的肯定；1985年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也请了邱先生来参加，论文仍然得到他的充分肯定。所以，说我是邱先生的门生，是没有问题的。也因此，我曾经有好几次去景山人民教育出版社宿舍邱先生家，向他请教学问。邱先生个人和其家庭，生活平凡而俭朴，给我印象很深。

    1980年邱先生的《四书集注简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邱先生的后记作于1979年7月1日，当时我们与海外学术研究的联系基本断绝，邱先生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独自地进行了对《四书集注》的研究。当时我初看此书，主要重视哲学分析的方面，故觉得此书哲学的分析还不够深。这应当说是哲学系学生的偏见。其实，评断理学研究的书，不能只有一个哲学的角度，在某些情况下，哲学甚至不必是一个主要的角度，而要统观历史、学术、思想等诸方面的问题意识和理解深度。当然，邱先生的宋明理学研究始于文革之中，故此书对于理学的有些看法，不能不受到当时流行思潮的影响；但除去这些，就历史事实的研究而言，此书对《四书集注》的研究确实是开创性的，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而且邱先生在此书的后记中已经提出：“论述宋明理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分析宋明理学的积极的一面，俟诸异日。”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由邱先生主要负责，历史所诸多学者合作撰写的一百三十万字的《宋明理学史》，在80年代中期得以完成。

    去年我写有关《四书集注》儒学思想的文字，重看了邱先生的书，觉得其中有不少睿识，应予表出，以下是我随手摘录该书的几段：

    “元延祐年间，复科举，以《四书集注》试士子，悬为令甲。从此，《四书集注》成为必读的经书。书塾里不但要背诵《四书》正文，也要背诵一部分朱熹的注释。科举考试要以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的注释作为立论根据。”页1

邱先生很重视“经书”，即今人所说的经典，注释是学者的诠释，科举考试则是制度化的形式，对经书的确立和注释的地位都发生了重要的作用。

    “唐代的官修“经书”注疏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易、书、诗、礼记、春秋。北宋初年，《五经正义》仍然是官定的“经书”注疏。但是，北宋政府又派人校定了周礼、仪礼、公羊、谷梁正义，重定了孝经、论语、尔雅三疏，官定经注的范围逐步扩大。”页3

注疏是对经典的解说，可见邱先生既重视经书，也重视注疏。特别是，他很注意经书范围的变化和历史变迁的关系。

    “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列《孟子》于“子部”，与“经”地位悬殊。宋儒一反历代对孟子传统看法，把它超“子”入“经”，这不是对一部书的地位的偶然变动，而是出于政治上扩大“经书”范围以及重新注释“经书”的需要。”页4

这就是说，孟子书的抬高，是和宋代经书的扩大及重新注释的运动有内在的关系。这种看法很值得注意。

    “程朱抬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作为一套“经书”，并为之作注，使之与《五经》并列，是封建统治阶级扩大经注范围，并重新注释“经书”，补充和加强思想统治的重大事件。”页4

经书的扩大，和注释的更新，邱先生认为是思想文化的重大事件。把四书和五经的地位进行对比，这是很有见地的。他还指出：

    “四书并行，是继董仲舒建议汉武帝拔除百家，表章六艺之后，学术思想史上的又一重大事件。董仲舒提出建议之后，五经立于学官，成为封建社会千古不刊的“经书”，取得了统治思想的最高地位。程朱表章四书之后，四书风行天下后世，在“经书”中夺取了《五经》在教育里的垄断地位。封建社会后期，这样的事实，也是极可注意的。”页18

他指出宋代以后四书夺取了五经的垄断地位，认为这是学术思想史上一重大事件，这一看法的提出，是非常重要的睿见。

    可见，邱先生所关注的，正是现在流行的所谓“经典与诠释”的问题，现在学者在“经典诠释”研究中考察的问题，他在当时都已经注意到了，只不过他所用的是“经书与注疏”的说法而已。

    不仅如此，他对经典注释的具体研究也有贡献，如他就很重视朱熹注疏中引用前人的数量统计，以为对比：

    “朱熹在《中庸章句》中，主要是用他自己的话解《中庸》，很少引用别人的话。统计全书，引别人的话共十五处，而其中引吕氏的就有五处，其次引二程的四处，包括卷首总论在内，引郑氏的三处，其他杨氏、游氏、张子各一处。可见朱熹的《章句》承袭吕氏的《中庸解》为独多，这是颇可注意的一点。”页15

他还指出：

    “《论语集注》，根据前三篇六十六章的统计，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一）引二程最多，引程门大弟子尹惇、谢良佐、游酢、杨时也较多。也有不少朱熹自己的注解。

（二）引到的人于二程称程子，于程门弟子称某氏，于非程门弟子或晚辈的理学家称其姓名，如张拭。这里划分了师友尊卑以及不同的学术师承。但注释名物字义，引宋以前的注家亦称某氏，如马氏。

（三）主要引理学家对《论语》的解释和发挥，极少引汉魏隋唐的注家。

（四）主要发挥义理，不多在名物训诂上用工夫。

这就清楚地表明，朱熹注《论语》，那时以理学家的言论思想，特别是二程及程门弟子的言论思想来注释《论语》，这样做的结果，就把《论语》纳入了程朱理学的轨道，完全代替了汉魏以来对《论语》的解释。这是极可注意的一个特点。”页31-32

    以上是我的几条摘录。另外，在此书中，邱先生对朱熹有关“化育流行”“圣贤气象”的思想很为注意，显示出他对朱熹思想的内在了解。他对华严义理对理学的影响也作了较深入的研究。这些，在那个时代都是很难得的。

2007-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