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与佛教》序

    周晋的《道学与佛教》汇集了他研究道学、佛教、道学与佛教关系的成果。本书分为上下篇，上篇为《二程与佛教》，是作者曾撰写的学位论文。下篇则是作者就相关主题所撰写的其他论文。编集者问序于我，我命其名为《道学与佛教》。而在内容上，此书无疑以《二程与佛教》为其骨干。

    宋代道学的兴起，造成了中国文化与哲学的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开创了所谓“理学”的时代。两汉经学自武帝计则不足四百年，魏晋玄学自正始计未足二百年，隋唐佛学亦未及四百年。而宋明理学之延续，据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的提法，前后达七百年。理学自北宋发端，至清前期，大家如云，如潮如涌，其间虽然派别纷陈，理路各异，而其主流，无非新儒学也。

    就宋代理学的历史来看，儒者中最有影响的，当推程伊川与朱子。伊川曾遭编管流放，后又列入党籍，朝廷且追毁其文字，复尽逐其学徒。朱子晚年遭庆元党禁，被作为“伪学之魁”而落职罢祠，死后学生尚有不敢来奔丧者。有明一朝，王阳明独出诸儒之表，而阳明生时即被目为伪学，死后并夺其爵、禁其学，实可叹也。然而，宋明理学竟成为七、八百年间知识人的主流话语，此真不可不谓为奇迹也。此亦可见主流思想之力量，不以王朝兴衰为起伏，而以其精神之魅力为终始。

    近代以来，研究理学史者，颇多其人。而宋代道学之兴起，又是一个人人觉其重要，而致力不多的题目，且有说服力之著作亦少。究其原因不外有三：一此涉及理学发生之前史，史料庞杂，未易疏理；二涉及佛道二教，而佛道经籍汗牛充栋，经年不能穷其旨；三非对理学之内在讨论有深入了解，决难辨察理学与佛道之真正关联。

    就文化、学术、思想来看，宋代学术的勃兴与北宋前期的文化发展有直接的关联。北宋开国后大兴文教。宋太祖开宝四年刻宋版《佛藏》，共五千四百八十卷。宋太宗时编《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文苑英华》一千卷，真宗时编《册府元龟》一千卷。天禧三年《大宋天宫宝藏》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录成，是为道藏的先驱。仁宗时在汴京国子监刻石经，中有《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孟子》。其中《孟子》入经，尤有意义。儒家经典的疏义也纷纷涌现。仁宗天圣五年御赐新及第进士以《中庸》，八年赐《大学》，此后不断。庆历时代解经风气一新，推尊孟子、韩愈，士大夫以通经学古、救时行道为己任，学术思潮丕然一变。仁宗庆历四年，令天下州县立学校。这一时期书院也开始发展起来。上述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北宋前期的文化繁荣，讲学和著述的风气一时盛行，为道学的出现造就了基础。

    然而，所有上述事实，只能说明宋代儒学复兴的理由，却并不能说明“道学”这种特定形态的新儒学产生之必然性。要说明“道学”出现、发生的缘由，就不仅要一般地说明宋代儒学复兴的起因，更要能够说明“道学”形成的诸条件。这就需要在观照历史的外在条件的同时，深入思想活动本身来加以研究。

    用现代哲学与文化的术语来说，二程乃开创了一套后来居然主宰数百年知识人精神生活的话语系统，建立起一新的思想范式，并被学术思想历史所选择。此一话语究竟何以建立，此一范式究竟如何得以成立，乃是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大课题，需要多方面、多时段的工作相配合，但道学与佛教的关系，不能不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本书的思路是以北宋道学的兴起为对佛教思想对中国影响所作的反应。如果把佛教的张扬看作是对儒家文化的挑战，则道学在起因、在内容上都可看作是对佛教此种挑战的回应。这种“佛教挑战—儒家回应”的模式，在思想史学界并非晚近新出的提法。而周晋此书的特色乃在于，他在研究上真能鞭辟入里，深造有得。周晋选择“二程与佛教”作为论述主题，自然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从历史的事实来说，没有二程的洛学在北宋后期和南宋初期的影响，北宋五子的提法就根本不能出现；周敦颐为二程的老师，张载为二程的学友，邵雍亦二程在洛的学侣，北宋五子周张邵二程，二程实为中心。按洛学在两宋之际仍为禁学，但慕之者不乏其人。如朱子少师刘白水、胡籍溪，白水年轻时在太学即“阴访伊洛程氏之传，得其书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使探箧解囊，下帷然膏，潜抄以默诵之。”（《聘士刘公墓表》，《朱子文集》卷九十）籍溪亦然，“始闻河南程氏之说，寻以乡贡入太学，会元佑学有禁，乃独与乡人白水刘君致中，阴诵而窃讲焉。”（《籍溪胡先生行状》，《朱子文集》卷九十七）洛学在禁中仍然流行，有心人与有功焉。有洛学之流行，濂溪、横渠之影响始能建立。有道南（龟山）、湖南（五峰）之学宗继伊洛，才有朱子的出现。故若无二程，即无朱子，若无二程，即无两宋道学，可以说，二程实为两宋道学史的最重要的人物。

    因此之故，二程与佛教的关联，二程对佛教的批判继承，最能说明道学兴起与佛教的因缘。而二程对佛教的态度，对儒佛之辨的判语，对后世理学的影响亦甚大。此不独因二程个人之影响，复由朱子服膺二程之学，而后来儒者每以朱子为轨范，而有以致之。伊川作明道行状，中说：“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佛老，几十年；返求之六经，而后得之。”这句话更几乎成为宋明士大夫常规的思想历程。道学与佛老之关联，由此可见一斑。

    道学的发生史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分别研究，然后统合为一完整的图象。可从制度方面研究，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科举制度等；也可从文化方面研究，如经学史、易学史、文化史、哲学史等。周晋此书的取径是哲学史，即注重概念、义理、思想的传接变化关系。此种取径可称为“内在的”，与注重了解道学对应北宋社会时代问题的“外在的”取径不同。与以往一般的哲学史论述不同，作者是在大量阅读佛典、深入理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上，从八个方面详细分析二程代表的道学与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理论、教法、功夫的复杂关系。作者在大的方向上采取两个原则，一个是正面揭示儒家批评佛教的理论前提和价值立场，一个是深究二程在心性哲学方面对佛教的吸收与改造。这需要对佛典和佛学讨论的相对熟悉、和对理学讨论的内在了解。在本书所处理的这个题目上，我认为周晋的研究，是目前已有的研究中的佼佼者。他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和他能遍问学于本系诸先生而精思力学分不开的。他的文字论述，据我观察，颇师法于钱宾四先生。这也可见他学问的志向高远，而非限于一家一门者也。

    周晋离去已近一年。他的笑容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他的离去，家人最为悲痛，这是很自然的。对我来说，我不仅为他的个人才华，为我们的师生情谊而深感痛惜，我真正地为北大哲学系，为我们中国哲学教研室失去这一位可能的同事、失去一位德才兼备的后继者而痛感惋惜。周晋生长于燕园，曾以绝优的高考成绩（北京市文科高考第二名）而选择入北大哲学系，三年级结束即赴美留学，一年后断然返回北大，以全系第一名成绩考取北大哲学系研究生，后又考取博士研究生，一心以研究发扬中国哲学为己任。这样素质的年轻学人在今天实在是太少了。我常常想，在这个时代，聪明好学之士并不少见，但论性情德行上的修养，就往往无从说起了。周晋之难得，是以其生具聪慧过人的才质，在学问上能用勇猛精进的功夫，而始终对世俗功利抱一恬淡之心。这样富于才华又进德修业的学人，居今之世，岂易得乎哉！在中国历史上，“不幸短命”的青年哲人并不罕见，远的不说，明代青年哲学家徐爱，字曰仁，悟性德性兼优，曾梦一老僧抚其背说，“汝与颜子同德，亦与颜子同寿”，后来竟然应验了，三十而卒。周晋才情德智，堪与徐爱相比，却未及三十而卒。天不能如人之意，往往如此。

    在周晋的书出版之际，我略赘数语如上，读者幸留意焉。

                                 陈  来

                        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