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耕织图》之织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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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词说：棉布松江衣被广
——“竹枝词里话申城”之四十一：棉布史话
衣食温饱，衣着作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中国所以为衣者，丝、麻、葛、褐四者而已”，而大量采用棉花、棉布为原料，则始于明代。值得上海人引以为傲的是，松江府民以善织而闻名，所织之布行销四方，衣被天下。
让我们先从棉花说起吧。清光绪初年修《南汇县志》，倪绳中任采写，对县内疆土、人物、风俗、政事兴衰、社会治安都据实叙述，多为县志采录。在为县志采写期间，他按章节以诗词形式给予概括，写成《南汇县竹枝词三百四十六首》。其中，有一首写道：
草棉较胜木棉花，吴下齐称吉贝佳。
黄道婆传纺织法，海疆衣被利无涯。（倪绳中《南汇县竹枝词》）
我国古代文献中很早就有关于种棉的记载，只是诸书所记不同，其品种、源出各有说法。一般认为，棉花品种有木棉、草棉两者。江南有木棉之种，始于宋末元初。据史载，最早的传入地之一就是松江府上海县的乌泥泾。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述：“闽广多种木棉，纺绩为布，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由乌泥泾等地引进棉种，遂为江南木棉种植之滥觞。倪绳中竹枝词所说“草棉”、“木棉”、“吉贝”均指棉花。
种植棉花主要为了纺纱织布，但松江府本地原无踏车椎弓之具，纺织技术极为落后。元朝元贞年间（1295～1297年），从南方来了一位纺织能手，她便是上海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黄道婆。她教乡人改进纺织工具，制造擀、弹、纺、织等专用机具，织成各种花纹的棉织品。倪绳中竹枝词中道：“黄道婆传纺织法，海疆衣被利无涯”，对黄道婆促进长江流域棉纺织业和棉花种植业迅速发展的重要作用作了热情的咏诵。
明中叶以后，松江沿海出现成片成片的棉田，种植范围也快速向西部推进。有竹枝词记录了当时松江地区棉花种植的盛况。
海滨一望是平沙，不种桑麻不种茶。
十里水村成郭外，秋风开遍木棉花。（叶似兰《田家杂咏》）
这种现象的背后，很明显，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驱动，这就是植棉的收益，它直接刺激了农民的行为。明清时期，精于农耕的江南人要将粮食生产再提高到一个新台阶已十分困难。苏松东部沿江濒海，沙涨之地，性不宜稻，在这里想要增加稻米产量更是难乎其难。以滨海下田而言，若种粮每亩至多收米一石余，而种棉收人却要好一些，一般棉田都能收子花五六十斤。明代实行的“以棉花一斤折米二斗”做法，客观上鼓励了农民种棉。此后，沿海各村庄种棉成风。当时有不少竹枝词记述了这种现象。“独饶衣被苍生利，第一人间有用花。”（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木棉花发满区图，赢得年来抵半租。”（王恭先《瀛州竹枝词》）
《雍正耕织图》之织图选
有了原棉，配以纺织机具，便可进行纺纱织布。明代松江府即以纺造闻名，明中叶之后，这一带已出现搅车、捲筳、轩床、线架，对原有的弹弓、纺车等工具也作了改造。虽然生产工具在不断改进，但总的说来，其结构还是较为简单的。在苏松各地，出现了许多制作棉纺织机具的专业工匠，并逐渐形成了几个有名的制造基地：青浦金泽镇出纺车、锭子，故有“金泽锭子谢家车”之说。松江南部的朱泾、吕巷，则有“朱泾锭子吕巷车”之流传。明清时期，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与这些纺织工具的推广与普及大有关系。因为机具简单，成本低廉，才可能让广大小农有能力购置，从而发展起家庭棉纺织手工业。有竹枝词反映了当年的盛况：
木棉花黄蝴蝶飞，木棉花白空叶稀。
木棉收尽轻车闹，纺得黄纱制妾衣。（钱大昕《练川竹枝词》）
个体性质的家庭手工业，是松江棉纺织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女红有力焉”。家家纺织，分散经营，但集中起来，遂也“日以万计”。生产的棉布，品种丰富多采，一些棉纺织品质地上乘，光洁细软，印染高超，花纹图案，鲜艳如画。其纺织技术之精湛，叹为观止。著名士绅秦荣光有两首竹枝词赞颂了松江布的纺织技术：
布刷花形杂凤龙，踏光坚实刮绒松。
双单印与阴阳印，印成诸布花色秾。
方胜斜文大开文，柳条芦席样纷纭。
雪青骰子兼棋局，花布名目略告君。
秦荣光在竹枝词写按语说明：“印花布，即菜斑布。一种白地兰花者为阳印；兰地白花者为阴印；上印布之正面者正印，两面均印者为双印。”“布纹斜侧者名斜文布，方正者为正文布，也叫斗文；经纱白而纬纱兰者为雪青布。经纬兰白相间者，或棋局文，或骨骰文，或芦席文，或大开文，总名花布。”
顾炳权先生在《上海风俗古迹考》中介绍说，上海土布主要有四种：一为标布，又称大布，以浦东三林塘所产最精，周浦次之；二是扣布，又称小布，短头布；三是稀布，以龙华、七宝所产为多；四是高丽布，又名洋袍，出自高桥、洋泾等处。稀布、扣布等经过加工后，有括绒布、踏光布、芽斑布等名目。芽斑布又称浇花布，相传为宋时安亭（今嘉定县安亭乡），土人归氏所发明。其法以灰粉渗胶矾，涂作花样，随意染何色，而后刮去花粉。浇花之另一法为刷印花，“以木板刻作花卉、人物、禽兽，以布蒙板而砑之，以五色刷其砑处，华采如绘”。布之名目，因地区及加工方式不同各异，据民国《川沙县志》称有七十二种之多。
《雍正耕织图》是雍正登基以前以康熙年间刻版印制的《耕织图》为蓝本，由清宫廷画师精心绘制而成，
共有图46幅，其中耕图、织图各23幅，每幅画上都有雍正的亲笔题诗，并盖有“雍亲王宝”和“破尘居士”
两方印章。画册用笔精到、设色典雅，人物形象生动、传神，描绘了劳动者辛勤耕作的场景。
雍正在《耕织图》中的亲笔题诗，把意境深远的五言律诗和文雅遒劲的书法相结合，
诗、书、画达到完美的统一，堪称珠联璧合的宫廷艺术瑰宝。该图册深藏故宫紫禁城武英殿。
据《上海通史·古代卷》载，18世纪乃至19世纪的前20年，中国棉业发展曾拓展到海外，苏松棉布在近代开埠之前，也存在规模不小的海外市场。早在清乾隆初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贩运中国土布，在贸易中他们发现广州货穿洗后容易褪色，而苏松一带所产棉布（他们称之为“南京布”）则不易褪色。所以，到18世纪80年代，该公司便经常贩运苏松地区所织紫花布到英国本土，初时数量约2万匹，以后逐渐增多，到1800年后扩大到20多万匹。
苏松棉布在英国曾风行一时，而“特别是那时棉工业尚未发达的美国，尤为中国土布的重要顾主，他如南美西欧，亦莫不有中国土布的销路。那时来中国口岸贩运土布的商船，便以美籍为最多，英籍居次”。据学者估算，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二年(1795-1807年）和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十年（1817-1830年）两个时期里，中国棉布的外销量相当之大，每年输出量都常在100万匹以上。当然，这些棉布并非全部出自苏松地区，但这里无疑是生产外销棉布的重要基地。另据一些学者估计，清嘉庆年间，松江布的运销量已达2500一3000万匹，其中部分销往广东并出口南洋，松江布在海外市场有着良好的声誉。
“沪渎梭布，衣被天下”，在我国衣着原料的重大变革中，松江布有其独特的地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松江与周边苏州、太仓沿江沿海地带结成一体，从而形成了种棉纺纱织布的棉纺织专业生产基地，它和西部环太湖一带植桑缫丝织绸为特色的丝织专业区遥相呼应，共同促进了江南区域经济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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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09 07:1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