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耕织图》之插秧图
（图源网络）
竹枝词说：西稻东麦耕作忙
——“竹枝词里话申城”之四十：种粮史话
古上海，有“山环水拱，号称泽国杭稻之乡，有渔稻海盐之富”之称。就上海全境而言，东部枕江傍海，泖淀萦于西北，黄浦、吴淞口绕于中，川港交错，脉络皆通，境内东西均冠称水乡泽国。然而，由于上海地区河、海水性有异，咸淡不一，加之受地形、潮汐诸因素制约与影响，土壤性质有所不同，地理生态也有差异，所以粮食作物的结构上也明显有别。
大致是：东部滨海，土性咸，多卤瘠之壤，不宜种植水稻，以种植豆麦、棉花为主。西部则河网密布，水田弥望，湖泖荡漾，塘浦交汇，宣泄有时，灌溉方便，地尽膏腴。故西部种稻历史悠久，精耕细作，为江南重要的产粮区。清光绪年间上海士绅秦荣光和倪式璐各有一首竹枝词
，讲述了当年水稻种植的情形。
稻名瓜熟早收回，六十日收早值钱。
最是香粳香可爱，三青薄稻胜红莲。
布谷啼时插种忙，韵听鹂鹏麦已黄。
浮雁一来香稻熟，稻场泾上稻登场。
上海地区的稻作农耕历史悠久。据最新考古发现，早在5000年前的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的过渡时期，勤劳而聪慧的上海先民就开始种植水稻。到了明清时期，其农业生产已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稻谷品种繁多，分粳稻、香粳、红莲稻、箭子稻、籼稻、金城稻（上海人俗呼赤米）、早稻、糯稻，等等。粳稻中又有瓜熟稻、百日稻、白芒稻之别，其中以瓜熟稻为贵。稻种很多，叫法亦不一，而当地农民习惯上以春分节种者为早稻，芒种节后种者为中稻，夏至节后种者为晚稻。
其中，竹枝词所说的“香粳”稻最为著名。香粳稻，《通志》谓“七月熟，粒小而性柔，有红芒、白芒二种。又一种曰香子，色斑粒小，杂他米煮之，芬郁可爱，亦名香櫑（禾木旁）”。《阅世编》谓：“近年东土从邻郡传至，一种日香梗，日沙梗，并性坚、粒大，亦数亦丰，香梗味香尤美，较盛于穿珠稻。”近时的香梗稻，米粒腹白、糠皮薄、胚小，粒重。用香梗煮饭，香糯可口。俗谚：“一家煮粥百家香。”数九天，香梗米杂桂圆、黑枣煮粥、可滋补。
竹枝词所说的“三青薄稻”，
薄稻指青角薄稻，是太湖青、铁梗青、芦梗青等三个粳稻品种的统称。盛产于青浦、朱家角一带，故称青角薄稻。薄稻稻粒饱满，呈椭圆形，腹白极小，油光晶亮，登场时香清气新。以薄稻米煮粥，投入糯稻叶数茎，色莹莹呈绿色，香甜适口。伏天饮之，沁人心肺。历来以此来进贡皇家，有“御米”、“贡米”之目。
古代农耕主题雕塑选
上海地区之麦，冬种夏收，俗谓“小熟”。有大麦、圆麦、小麦等。
有竹枝词吟唱道：
炒香大麦未磨时，圆麦粞蒸饭甑炊。
磨粉面成惟小麦，面筋力厚出麸皮。（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
大麦古名“车”，有红白两种。禾似稻而长，有白芒、红芒两种。粒尖细，味甘，可制饴糖及酿酒。圆麦，又叫穑麦，后熟于大麦，品种有慈姑青、火烧麦、六穗头、本地光。圆麦磨栖，煮饭耐饥，故有“圆麦粞蒸饭甑炊”之说。小麦古名“未”，无芒，可磨作面。皮曰麸皮，浸在水中，漉去汁，微加盐和水糅之为面筋，故有“面筋力厚出麸皮”之说。如果以猪肉为馅煮以糟汤，名糟面筋，气香味隽，肴馔中之佳品也。据史料，“粟菽而外，可以养民者，莫如麦矣”，可知，麦与民生密切相关。
上海地区较为重要的粮食作物还有糯米和豆类。糯米可酿酒，民间节食，多用糯米。和粳稻一样，上海所产糯稻，品种、名称很多，有金钗糯等诸多名种。有一首竹枝词唱道：“窨花通变糯金钗，九孔明多稻种佳。吴米好吟刘梦得，汁多酿热酒如淮。”（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糯米较粳米粒松，有明孔，以多至九眼为上。初出叫窖花；久而转白，叫通变。其中金钗糯“米粒长，最宜酿，酒倍多”。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字梦得）有诗句：“酒法得传吴米好”，即此。
上海沿海田里种植最多的是黄豆，豆的用途极为广泛。大豆可榨油，豆渣可制豆饼，是过去乡间主要壅田肥料。一种小白豆，可磨作豆腐。一种黑豆，皮黑肉青，可作豉，亦可入药。黄豆嫩时，连荚作蔬菜，俗名毛豆。乡俗八月中秋，每户必食毛豆荚、芋艿为节食。去荚煮熟，名熏青豆；又名炙豆，可作粥菜及馈送用。故有一首竹枝词吟曰：“紫香圆杂白香圆，佳种分明认豆田。最好新秋毛豆荚，一盘绿玉味甘鲜。”（秦锡田《周浦塘棹歌》）
（左上图）秧水桶戽水（右上图）人力水车（左下图）畜力水车（右下图）风力水车
清朝嘉庆道光以前，上海未开埠，俗尚耕织，风多俭勤，犹为近古。士农工商四民之中，以农人为主，作苦耐劳，“群骶稼稿，出自天性”。长年辨色即起，空着肚子入田，称作“做卵时”。全家男女，露体涂足，日暮始返家。黄昏后，男子踏车灌田，女子勤于纺织，往往要过半夜间。习俗种稻谓“水田”，种棉花、黄豆称作“旱田”。今年种稻，来岁种花豆，叫“翻田”。有竹枝词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犁雨锄云则壤斜，旰宵辛苦是农家。
一勾残月潮初上，曲港哪哑踏水车。（顾翰《松江竹枝词》）
浦东高壤水云洄，楝紫槐黄次第开。
青布裹头赤脚女，可怜齐出踏车来。（王鸣韶《练川杂咏》）
上海近黄浦通潮地带，灌溉便利；但潮汐不到的地方，地亢岸高，水车陡立，需加五、六人推车。即使以牛运车的，亦需人推助。每当夏天伏旱之时，农人以耕牛运车，“邪许”之声，远近相闻。妇女午时送饭至田头，叫“馌饷”，此外还要配合耘获车灌，共同作苦。妇女在盛夏赤日中，棉田耘草，俗叫“脱花”，汗雨交流。不仅贫家妇女如此，温饱小康之家妇女也必躬亲操作，叫“领脱花”。昔时妇女尚缠足，而浦东妇女往往不缠足，故能负贩、踏车。元朝诗人王逢在《浦东女》诗中唱道：“鹁鸠呼雨拣花柴，大麦饮香胜小麦。一方青花齐裹头，赤脚踏车争卷水。”
上海松江苍城张氏米行旧址展示的清末民初米行展品
农家最勤，习以为常。清嘉庆《松江府志》特别提到了本地妇女的辛劳，“馌饷外，耘获车灌，率与男子共事，故视他郡虽劳苦倍之，而男女皆能自立”。据史料记载，上海农民辛勤劳作，在生产实践中把传统农耕技术推到较高的水平。农民普遍使用牛耕，无牛犁者间用刀耕。灌田以水车，有不用人而以牛运者，一些地方还利用风运。如耕耘除草讲究三耘，即在插秧之后进行“三荡”，以便护苗补苗、清除杂草。再如实行轮休轮种制，种稻植棉，交叉进行。还如合理安排农时，让作物种植相互衔接，以有效利用土地。
然而，“苛捐猛于虎”，有竹枝词写道：“香稻红莲识得无？打门最怕吏催租。”（姚清华《云间竹枝词》）
松江府始设于元至元年间，到了明代，松江已与苏州诸府连称，明弘治年间王鏊为《上海志》作序时说：“今天下名郡称苏松。松之属色才二：日华亭，日上海。”据史料记载，明洪武年间，松江府属地方，仅抵苏州十分之三，而赋额却半于苏州。
以洪武二十六年（1393）实征米麦数计算，松江府是以占全国0.6%的田地，承担了全国4.14%的税粮。所以，当时有“江南之赋税，莫重于苏、松，而松为尤甚”之说。
当然，上海农民也是富有智慧的。“东乡迟种而早收，西乡早种而晚收，风土不同。”由于风土之异，导致东乡、西乡在播种和收获时间上的差异。但这样的不同，有时也末必是坏事。如康熙年七年大早，河水俱洞，西乡泖上一带，田多抛荒，而浦东一带则因沟深稻早，“农虽劳苦，颇号有秋”，恰好缓解了西乡的燃眉之急。但是，在正常年份下，东乡的收成明显不及西乡。西乡地尽膏腴，农田错居上、中，每亩岁收通常在三石左右。东乡皆为下田，收成极低，丰熟之年，也只可收一石五斗。且愈往海边，愈不宜稻。所以，自传入棉种，东部滨海之乡便纷纷种起棉花。这是一种务实、智慧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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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19 07:1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