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与群臣塑像
(图源网络)
唐太宗如何顺民心为政治国
贞观四年(630),唐太宗与左右大臣一起讨论为政治国的事。太宗对大臣们说:“把宫殿庙宇修饰得富丽堂皇,一年四季经常游览池台榭亭,是每一个当帝王的心愿和欲望。但老百姓眼中的帝王不是这个样子,他们不希望帝王有这种欲望。帝王所想的是放逸奢侈,百姓之所以不喜欢这样,是因为纵欲过度必然劳民伤财。”他又说:“劳民伤财的事情,实在不能加在老百姓的头上。我李世民身为帝王,拥有天下四海的财富,每件事情要由我来决定。如果我真正做到节制自己的欲望,百姓不喜欢的事不去做,那么一定能顺应民心,得到人民的拥护。”
在这里,唐太宗提出了“若百姓不欲,必能顺其情也”的著名论说。唐太宗从隋亡的惨痛教训中总结出这样的结论:一个政权,如果暴虐过度,不懂得安抚百姓,当百姓不堪忍受其苦时,它就必将被人民推翻。唐太宗亲身经历了天下分崩和战乱迭起,亲眼目睹了盛极一时的隋王朝土崩瓦解,这种特殊的经历使得唐太宗不得不认真总结并吸取隋亡的教训。因此,他反反复复地提醒自己并昭示大臣们,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这就是唐太宗“以民为本”思想的初衷,在贞观年间,民本思想的发展达到顶峰,为“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出现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在民本思想的指导下,唐太宗在政治上、经济上、立法司法上、民族关系的处理上提出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并付诸实施,这些政策对“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起了巨大的作用。
贞观年间大臣们商议国事的塑像
隋朝无止境的征收徭役,造成土地荒芜,经济凋敝,严重影响了社会发展。太宗即位后,认识到如果农业发展不好,国家就不能统治好百姓。为此,太宗采取了一些列轻徭薄赋、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与民休息的政策。
一是还田于农,继续推行均田制。唐初,田地荒芜,李世民即位后在经济上进行了还田于农,推行均田制等改革。为了解决农民受田不足的问题,唐太宗以免除徭役的方法鼓励农民从狭乡到宽乡去开垦占耕以保证受田数,很好地扭转了唐初田地荒芜的状况,大大促进了百姓对土地的开发利用,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二是继续推行租庸调制,轻租税、薄赋敛。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基础的赋役制度,对农民而言,负担是比较轻的。农民的负担减轻了,生产的积极性就提高了,纳庸代役的推行,使农民有较多的时间进行生产,这些都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
与此同时,唐太宗还身先士卒,劝课农桑,鼓励老百姓不夺农时,发展生产,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明智的措施,保证经济顺利发展。
精简各级政府机构及其官员,减轻国家负担。唐初,州、县数目太多。唐太宗一上台就大刀阔斧的裁减冗员,将中央政府文武官员由2000人减至600多人。还把州、郡、县三级体制减为州、县二级体制,不仅使政令得以畅通,也节约了官费开支。同时还分全国为十道,派官员考察地方官行政之利弊得失。为广泛了解民情,唐太宗特诏五品以上京官轮流值宿禁中,以便向他们了解百姓疾苦和政教得失情况。
厉行节俭,反对奢侈浪费。唐太宗谨记隋亡的教训,在位期间,劳民伤财的事他做得很少。他对自己的各种私欲采取了“以理制之”的态度。尽量不兴土木,注意节俭。为了节省宫廷费用,他释放宫女三千人,让她们出宫去寻求自己的幸福。贞观期间,群臣劝说太宗封禅泰山,但被太宗拒绝,认为天下安宁,百姓富足,虽不封禅又何妨。
立法上仁义为本,刑罚为末,力求公平公正。唐太宗谨记隋朝大肆滥刑酷法的教训,体恤民苦,令大臣以仁义为原则,修改律令,将各种刑罚变重为轻,把绞刑改为流刑。在太宗以前,死刑行前需向皇帝报告三次才可以,唐太宗曾一时激怒斩杀了大臣张蕴古和卢祖尚,事后很是后悔自己的举动。后来他将原先的死刑三覆奏改为五覆奏。
贞观年间美酒招待北方少数民族部族壮观场面的图画
推行平等、宽容的民族政策。唐朝对内迁的突厥平民给予与汉族同等的耕地,对于降服和内服的民族,更采取优厚的措施,对来降的部落首领都给予官职。唐朝对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实行了儒家的仁政,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羁糜府州,长官均由原来的部落首领担任,可以世袭,不必纳税,只需遵守朝廷政令并向皇帝进贡,与中央保持隶属关系。在对待各族官员的待遇问题上也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用人任人唯贤、不分彼此,使得那些被重用的少数民族将领能够对太宗毕生忠诚,没有二心。在赋役上,也对少数民族采取优厚政策,对少数民族官僚,只收一半的赋税;对来降的少数民族则十年免收赋税。贞观时期,一度紧张的民族矛盾得到缓和,出现了民族融合的新局面。
以民为本,民贵君轻,是中国民惟邦本思想的一个重要话题。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君王,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深刻道理。所以在为政治国所作所为中顺应民心。顺民者兴,顺民者昌,民心向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和事业的成败。君主的所作所为只顾个人的欢乐,那是得不到真正的欢乐的,或者说只能得到一时之乐,而紧接着的就是祸患降临。只有让民众都富足,都欢乐,与民同乐,才能尝到真正的乐趣。唐太宗常说,人君好比舟,百姓好比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为了避免重蹈隋朝覆舟之辙,他勤理政事,励精图治,重新调整农民和地主的利益关系,开创了中华民族史上的盛世之一——大唐的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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