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贤迎驾图》宋·佚名 （图源《中国传世人物画（上卷）》）
此图表现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李亨在陕西威阳望贤驿迎接由四川归来的玄宗李隆基。
画中玄宗身穿黄袍，手执红杖，站在红色华盖之下，从神情状态上看已老态龙钟。
“务在举贤”用人观千古之鉴
“得贤者昌，失贤者亡”的论断，决非危言耸听，而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例可说是举不胜举。尽管历史一次接着一次重演，但仍不乏此例。即使那些一度英明的君王，到了晚年不肯接受教训而成为昏君，导致国破家亡。
公元前685年，春秋时代齐国第十五位的国君齐桓公，即位后信任鲍叔、管仲、宁戚、隰朋等贤才，并任管仲为相，推行改革，实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齐国逐渐强盛。公元前681年，桓公在甄（今山东鄄城）召集宋、陈等四国诸侯会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充当盟主的诸侯。当时中原华夏各诸侯苦于戎狄等部落的攻击，于是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北击山戎，南伐楚国，成为中原第一个霸主，“九合诸侯，一天下，为五霸之长”。
然而，可悲的是，齐桓公到了晚年却不听管仲的忠告，任用了人性泯失、隐忍伪善、在揣摩上意、讨巧迎合方面有超乎常人本领的易牙、竖刁、开方等佞才。其结果是，桓公四十三年（前643），齐桓公重病，五公子各率党羽争位，齐国一片混乱。齐桓公欲食不得，欲饮不能，活活饿死在高墙宫廷之内。齐桓公因重用人才而称霸，因重用“小人”而败国，成为千古之鉴。
公元712年，唐玄宗即位后，量才任官，提拔贤能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做宰相。开元初年，国家需要拨乱反正，走上正轨，唐玄宗看中了多谋善断的姚崇。国家渐入正轨后，唐玄宗要以法治国，又看中了为人耿直、讲原则的宋璟。唐玄宗前期用相，司马光有一段概括性的评论：“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用所长也。”由于充分发挥了各个方面人才的积极作用，很快便创出一个
“开元盛世”的繁荣局面，成为唐代历史乃至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高峰。
可是，进入“开元盛世”之后，唐玄宗渐渐由任用忠正有为之士转而为信用阿谀弄权之徒，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为相，安禄山专得大将之任。加上政策失误和重用安禄山等塞外民族试图来稳定唐王朝的边疆，结果导致了后来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为唐朝由盛转衰埋下伏笔。唐代后期有识之士为此得出了“得人者治，失人者乱”的道理，成为后世公认的一种认识唐代转折的说法。
三国时期，蜀国名相诸葛亮曾经有过一句千古名言：“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意思就是：要想把国家治理好，主要方法是选用德才兼备的人士。他进而说明道：“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意思是：如果国家出现灭亡危险得不到救治，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这是没有很好任用德才兼备人士而造成的过失。失去德才兼备的人士而国家不出现灭亡危险，任用了德才兼备人士而社会却不安定，这是历来所未有过的。
其实，诸葛亮这个著名论断，已经是中国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的共识。古人讲：“人为业本”，就是说“人”是成就一切大业的根本。这里所说的人，主要是指人才，也即古人所说的“士”和“贤”。
成就大业的首要条件是什么？历代不少政治家、思想家都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和总结。洋洋大观，但究其实质，都是主张把举贤任能放在首位。一些有作为的帝王、国君，更有其深切的感触和体会，求贤若渴之情溢于言表。汉高祖刘邦一登基，就迫不及待地亲自下令求贤治国；唐太宗李世民也曾说过“思贤之情，岂舍梦寐”。吕尚之所以被尊为太公望，那是由于周文王说过“吾太公望子久矣”。孟子在《滕文公上》中说过：“尧以不得舜为己忧，
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表明尧、舜也是以求贤为己任。可以看出，古人求贤的心情是何等迫切。
人才之所以是事业的根本，是因为人才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得贤者昌，失贤者亡”的论断，决非危言耸听，而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本文所讲述的齐桓公和唐玄宗，更是此类的典型事例。同一齐桓公，先荣后辱；同一唐玄宗，治乱相反。事出一朝，发人深思。当然，一项事业的成败，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要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但谋事在人，人才是其中最为主要的基本条件。
（上图）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管仲为相治理国事，为五霸之长。
（下图）唐玄宗任用姚崇、宋璟等贤能为相，开创出“开元盛世”。
人才的具体作用，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辅佐君主建功立业，
开创治国盛世；二是每当国家有难，往往是扶危救亡的中流砥柱；三是忠言直谏，避免或减少君主的失误。
汉高祖刘邦自称所以能打败比他强大的项羽，取得了天下，主要是得力于张良、萧何、韩信三位人才的匡助。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贞观盛世，他自己总结了“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的五条原因，条条都落脚到善于用人上。曹操能以弱胜强，打败袁绍，是由于采纳了荀彧和许攸等谋士远见卓识的谋划。在敢于冒犯天颜忠言直谏的诤臣中，唐代的魏徵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唐太宗在谈及魏徵时，就曾说：“卿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犯颜切谏，每不许我为非”，“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徵则已”。魏徵死后，他不禁“泣之久下”，哀叹“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可以看出，一代明君对这位诤臣的评价何等之高。
人才发挥作用，需要有一定的条件，一是能得到信任，用其所长，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用人有道”、“知人善任”。二是要让他们有职有权，并为其提供比较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也就是“假其权以固之”，“尊其位、重其禄、显其名”。
当然，古人心目中的“贤”与“士”，与我们今天倡导德才兼备的人才观不同。古人“尊其位、重其禄、显其名”的招贤用贤方法，与我们今天给人才提供较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内涵也各异。古人懂得对人才要不拘一格，用其所长，与我们今天的不要求全责备，量才录用，不浪费人才，应该说是有些异曲同工。总之，在古人那里可供借鉴之处是很多的。
“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蕴含着丰富的吏治实践与思想。今天，我们要依据当今世情国情党情，对于古代吏治问题要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恰如荀子所言：“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我们应注重提炼古代吏治思想的有益经验，善于发掘传统制度精神的合理内核，辩证对待，为我所用，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外、国内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这就是“务在举贤”用人观千古之鉴的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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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30 12:3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