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与管仲纵论国事的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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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惟邦本”君臣对意义深远
春秋时，齐国国君齐桓公在座位上坐着，大臣管仲、隰朋进见。站立了一会儿，有两只鸿雁飞过。桓公叹息说：“仲父，那些鸿雁时而南飞，时而北飞，时而去，时而来。不论四方多远，想到哪里就飞到哪里，还不是因为有两只羽翼的缘故，所以才能把它们的愿望通达天下吗？”
管仲和隰朋都没有回答。桓公说：“两位大臣为什么不回答呢？”管仲回答说：“君王您有成就霸王之业的心愿，而我则不是成就霸王之业的大臣，所以不敢回答。”桓公说：“仲父今天怎么这样？何不直说，使我有个努力的方向呢？我有仲父，就像飞鸿有羽翼，过河有船桨一样，仲父不发一言教我，我的耳朵到哪里去听取治国之道，学得治国的法度呢？”
管仲回答说：“君王您如果想要成就霸王之业，兴举大事，就必须从它的根本事情做起。”桓公移动身子，离开座位，拱手问道：“敢问什么是它的根本？”
管仲回答说：“齐国百姓，便是您的根本。百姓很担心饥饿，而当前赋税很沉重；百姓非常害怕死罪，而当前刑罚十分严酷；百姓很怕劳累，而当前君王举事没有季节限定。您如果能做到轻征赋税，百姓就不会害怕饥饿；宽政缓刑，百姓就不害怕死亡；百事兴举有个季节限定，百姓就不害怕劳累。”
桓公说：“我听到仲父说的这三点，算是明白了。我不敢独自享有这些话，要献给先君才行。”于是，命令百官有司，削好木板，备好墨笔。第二天，全体官员在太庙朝见，为百官有司定了法令。使纳税者只出很少部分，孤幼不准处刑，水泽按时开放，关卡只查问而不征捐税，市场只书契而不课税，对邻近地区示以忠信，对隔得远一些的地方示以礼义。这样实行了几年，人民之投奔归附桓公就像流水一样。
这是先秦时期《管子·霸形》中记载的一段关于“民惟邦本”治国理念的“君臣对”史实。齐桓公于周庄王十二年（前685）即位，摆在他面前的形势十分严峻。鉴于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齐桓公在国内按照管仲的计谋，首先实行了富民策略。齐桓公实施了一套农业劳力管制与生产分配的政策，同时又把齐国传统的鱼、盐、木材、工艺、铁矿与铁器制造等“工商”业，摆在适当的地位之上。制造金币，促使流通，并借以操纵市场，保证农业的主导地位。民众因此而人给家足，各得其所。国库因此而富裕充盈，财力雄厚，将齐国的霸业推向了登峰。
无独有偶，中国历史上还有一场发生在唐太宗时期关于“民惟邦本”治国理念的“君臣对”。
唐朝贞观六年（632），唐太宗在一次朝会时对左右大臣说：“翻开历史，历代帝王有兴有衰，就像一天有早晨就必有黄昏一样。究其衰亡的原因，都是因为帝王的耳目被左右小人所蒙蔽，不知道时政的真正得失所在。忠诚正直的人士不敢陈述胸怀，即使陈述了真情也没有用处。相反，奸邪小人整天进献谗言，把朝廷搅得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最终导致衰亡。我深居皇宫，不能全面了解天下的情况，所以设置官位，把你们安排在各个部门，作为我了解情况的耳目。不要以为天下没有出乱子，民心顺畅，社会安宁，就得意起来，不留心察访民情。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有仁道则人民推举为帝王，没有仁道则理所当然地受人民唾弃，这实在是令人可怕的事情。”
听了太宗的这番话，大臣魏徵颇有感慨。他对太宗说道：“自古以来，那些失掉政权的君主，都是处在安宁的环境里，没有想到危机随时可以发生；处在政治清明的社会里，没有想到动乱会因一件不得民心的事而引发。总之，不能做到居安思危，所以享国不能长久。今天，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并且留心为政的方法，做到居安思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国家政权自然会万代相传，长治久安。我又听到一句古语这样说：‘君主，好比是船；人民，好比是水。水能够把船浮起来，也可以把船弄翻。’陛下要记住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唐太宗以隋炀帝亡国为戒，即位后在魏徵等贤臣辅助下，对君民关系有正确认识。他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存百姓”是唐太宗治国思想的基石，而“存百姓”的根本就是要解决百姓吃穿问题。为此，唐太宗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安定生产，耕作有时，减轻农民赋税劳役。同时，“戒奢从简”，节制皇室的享受欲望，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他统治唐朝期间的“贞观之治”，被作为由乱至治的典范而载入史册。
魏徵向唐太宗进谏的图画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一语出自《尚书·五子之歌》。殷周交替的社会动荡，显示了“民”的巨大力量。西周初年，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向前推进，“民”的潜在作用日益显现出来。于是，“民惟邦本”逐渐形成为周统治者自觉的政治理念。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孟子说，诸侯有三样宝，就是土地、人民和政治。在孟子看来，一个国家里百姓最重要，得到百姓之心的人可以做天子，这种把民众和民心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重要位置来衡量的理论和学说，就是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先秦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反复强调论证的一个话题，就是“民惟邦本”。孔子告诫统治者“因民之利而利己”，孟子强调“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老子主张“以百姓心为心”，孔孟儒家宣扬民为邦本，使民以时，老子讲的顺乎民心，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民本论、重民论的文化内核，受到历代统治者的珍视。他们认识到，民众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只有根本牢固，国家才能安宁。治理政事，称霸诸侯，都离不开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而一旦失去了民众，君主就很难完成治理国家的大业。“民惟邦本”的政治理论，或多或少都转化为历代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和政策。
在中国传统社会，统治者的重民理论与儒家等思想流派的民本学说是密不可分的。统治阶级重民的政治思想，转化为政策，就是以仁政、德政相标榜，推行让步政策、爱民政策、恤民政策，把农业确定为立国本业，鼓励农民务本。在这种政治思想和政策的支配下，传统社会也曾经出现了“天下太平，朝野康宁”的“至治盛世”。否则，暴政推行，就会民穷财匮，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与民溃此起彼伏，最终君王被老百姓“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唐太宗提出“存百姓”治国理念，继承和发扬了古代的民本思想。它的实施，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既符合人心思治的要求，又反映了统治阶级力求保持长治久安的愿望。
中国历史上，齐桓公与管仲、唐太宗与魏徵这两场跨越千年的“君臣对”，是两对贤君与贤臣推行的“民惟邦本”治国理念，它为后世开明帝王和政治家推行清明政治作出了思想先导，其进步意义是应该肯定的。同时，“民惟邦本”治国理念意义深远，其中进发的智慧火花，千年以来闪灼着真理的光芒，是值得后人视为精华而加以总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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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02 08: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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