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杭州治疫有哪三大善举
苏东坡一生与杭州有不解之缘，他不仅留下了西湖那秀美的苏堤，而且还留下了一段治疫的“三大善举”。
北宋熙宁四年（1071），苏东坡出任杭州通判。十八年后，也就是元祐四年（1089），苏东坡再度来到杭州出任杭州知州。刚到任便面临着先涝后旱的严重天灾，粮食歉收，米价飞涨，而且饥荒之后疾疫流行，这是一种来势汹汹的可怕寒疫，当地医生都一筹莫展、救治无法，百姓苦不堪言。
作为地方官员的苏东坡，即刻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向朝廷请示，请求减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稳定了米的价格；二是请求朝廷赐给度牒（官府发给僧尼的凭证，可出售以补府库之不足），以度牒易米赈济灾民，得赐予剃度僧人的牒文上百，换成米来救助饥民；三是到第二年的春天，减价出售常平仓的米。这三个措施缓解了饥民的困顿局面。与此同时，苏东坡在杭州治疫实践中，推出了饘粥药剂、创建医院和清洁水源的“三大善举”，充分展示了苏东坡系统治疫的大智慧。
一，献“圣散子方”，向百姓施舍药剂
针对来势汹汹的疫情，苏东坡拿出了一个名叫“圣散子方”的药方。圣散子方是苏东坡在黄州时，从眉山老友巢谷那里得来的秘方。苏东坡曾著文介绍其药效：“自古论病，惟伤寒最为危急，其表里虚实，日数证候，应汗应下之类，差之毫厘，辄至不救，而用《圣散子》者，一切不问”，病情严重的“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守完复”，病情轻微的药到病除，即使“平居无疾，能空腹一服，则饮食倍常，百疾不生”。而且，此方最大的特点就是价廉，只需用普通的药材配制，每贴药只需花费一文钱。
然而，方子虽然便宜，但很多老百姓还是买不起。于是，苏东坡让杭州宝石山愣严院的僧人按照圣散子的方子用大锅熬药，然后分设在杭州城街头，免费布施百姓喝药防疫。不问男女老少，只要服上一大碗，就可避瘴气。苏东坡的这个药见效神速，患病轻的一大碗喝下去很快就能见效，病重的连服几碗，配上饭食也能得以康复，治愈者不可胜数。
不过，良方再好，也不能乱用，需对症用药才能药到病除。圣散子属伤寒时疫类别，此方主治伤寒病。但后来瘟疫降临，人们也不管是不是伤寒病，都用这个方子来治病，以致出现良方害死人的情况。殷鉴不远，对待疫情需要科学客观的态度，而不能想当然，迷信盲从、胡乱用药，否则就会遭受这种惨痛的教训。
苏东坡作为一代大儒，从小浸淫于儒家经典著作，但也经常阅览医学名著，而且还喜欢收集研习医家良方，其用意就是在广济众生。苏东坡推广“圣散子方”的过程，是其作为太守勤政爱民的职责所在，也是其关心百姓疾苦的义举，同时，也彰显了其慈善救济中对医学专业知识的熟稔，以及发动组织各界力量参与的高效。
二，创建“安乐坊”，设立专治疫病的官方医院
杭州是水陆交通要塞，人口流动频繁，因而“疫死比他处常多”。而且，彼时杭州患病之人实在太多，单靠零散无组织的方剂和慈善救济已难以应对时疫。更令其雪上加霜的是，当时杭州城有五十万人，却没有一家公立医院。所以，苏东坡认识到，必须设立“病坊”。
于是，苏东坡从公款里拨出二千缗钱，还带头捐出五十两黄金，设立了“安乐坊”。他聘请懂得医道的僧人坐堂治病，为了勉励僧人，他对那些医术高明、三年之内治愈病人达千人以上的僧人，由官府奏请朝廷赐给紫衣以示奖励。为了让安乐坊长久经营下去，后来采用当时很普遍的置田获利方法，以使资金来源稳定。苏东坡还将收到“某宣德”的一笔“金五两、银一百五十两”的礼金，以此人名义转捐给了安乐坊。苏东坡还下令：每年从地方税收中拨出一些经费来维持病坊的日常运营。从此，安乐坊成了杭州的常设性官办医院，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面向公众的官办医院。值得一提的是，安乐坊及其运作模式很快引起朝廷关注并在全国推广。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
朝廷将安乐坊改赐名安济坊，开始在各地设置安济坊，专为穷人治病。
（上图）苏东坡分发“圣散子方”图（中图）杭州搭建“安乐坊”图（下图）杭州西湖相国井
三，三治“六井”，进行清洁饮水的生态环境治理
饮水，与人们的健康和防止疾病传布，关系非常密切。杭州，由沧海变成桑田，渐为城市后水泉咸苦。唐朝李泌始造六井，汲引西湖群山所出的淡水，供应民饮。白居易继复治湖浚井，筑石函隔绝江水，饮水问题才获解决。至宋熙宁五年（1072），钱塘六井年久失修，居民又苦水不够饮。这年，苏东坡为杭州通判，为解救杭州旱灾，用半年功夫浚治茆河、盐桥两道运河，解决了居民洗濯用水，但还不能解决居民日常饮水问题。苏东坡深知钱塘六井对杭州居民饮水关系重大，即命僧人仲文等负责修整，自擘划以至工程的点验，苏轼亦均参与其事，并撰《钱塘六井记》一文，石刻于相国井之亭上，以志纪念六井疏通。
十六年后，六井又告淤塞，时又灾旱，军民皆苦无水。元祐四年（1089），苏东坡再度来到杭州出任杭州知州。他向当年负责修井的子珪和尚请教，改用瓦筒替代毛竹作水管，又将瓦筒盛在石槽中，两边以砖石培瓷固护，底盖力求坚厚，锢捍周密，费时不过一二月，即已完工。井既修复，则西湖淡水几乎遍于全城，家家都有可饮之水了。
然而，苏东坡深知钱塘六井虽然修好，但六井的水源在西湖，如果西湖堙塞了，不仅山水无所容蓄，而且即成灾害。于是，苏东坡遂于元祐五年（1090）奏请朝廷再赐度牒五十道，配合本州赈饥余款，动用民工清除葑草、搬载湖泥。自开工之日起，苏轼亲自督察工事进行，奔走于砾石泥淖之中，甚至忘记回家吃饭，就与堤工同吃。苏东坡从白居易筑堤得到灵感，定计废物利用，增筑一条自南徂北的长堤，则行人方便而且葑草湖泥都有用了。历时四个月，占据一半湖面的葑田大部分被清除，起自南屏、止于曲院的南北相通长堤也筑成，后任榜之曰“苏公堤”。
如果说，“圣散子方”显示了苏东坡义举的智慧，那么创办“安乐坊”与三治“六井”则显示了其系统防疫的思想，是从应急治疫到提前防疫的过程，是防疫制度上的创设，也是将古代传统的私家问诊转变为官办集中治理的过程，这体现了他治理上的大胆探索和独特创造。 但愿苏东坡抗疫的事迹，可以给我们当下的为政者、为医者、为民者、为文者以启发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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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8 08: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