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山堂在大明寺内西侧，紧挨着大明寺牌楼至大雄宝殿的中央甬道旁。平山堂占地不大，比寺院里藏经楼等建筑低矮得多。然而，亦如大明寺因鉴真大师名扬天下一样，平山堂也因欧阳修而声名远扬。

    我怀着肃穆崇敬的心情走进平山堂。现在我们看到的平山堂早已不是北宋时期欧阳修在扬州任知府时所建造的了，它经后世多次修缮增葺，现在的建筑是在清代同治年间重建的。堂为敞口大厅，面阔五间，堂前的平台显得很宽阔。堂上悬着“坐花载月”、“风流宛在”等匾额，廊庑之间有几幅清人书写的对联。当然，堂内最引人注目的当是欧阳修自己的词章《朝中措·平山堂》：
    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

    词中“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一句真乃豪气万丈，掷地作金石声！

    对欧阳修，后人是极其崇敬瞻仰的。如何评价欧阳修，有个学者讲得实在好：“在宋代的诗人中，欧阳修是令我最为心仪神往的一位了。这倒不是他是一位政治家，曾身居今日如同副总理级的副枢密使、参知政事的高位。也不全是因为他品行端正，耿直敢言，视富贵如浮云。当然，也不全是他不仅于史学而且在文学上有多方面的成就，诗词与散文均为一代大家。我要向他致以往事越千年的敬意，是因为他的人品，是因为他的作品，更是因为他仕途并非一帆风顺而屡遭贬谪，但只要一朝权柄在手，作为文坛领袖的他，总是不遗余力地提携正直有才的晚生后辈，并且出于至性至情而非表演作秀，希望后辈超过自己，用昔日的雅言就是“为人作嫁”，用今日的俗语就是“甘为人梯”。这是何等的冰雪情操，江海怀抱！中国散文史上的“唐宋八大家”之中，唐代仅韩愈和柳宗元占居两席，其他六个名额就全属宋代，除欧阳修本人而外，其他五人分别竟然全都得到过他慧眼识珠、热心援引。仅此一端，他也值得我们千年后肃然回望、心香以祭了｡”

 

 

    平山堂里引人注目的还有一块刻着欧阳修“六一”名言的木牌：“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尝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这是一段大家熟知的名言，但完整的前言后语未必全都去读过。查了一下资料，使我对欧公“六一”名言有了更深一层理解。欧阳修贬职到滁州，自号“醉翁”，后年老体衰，退休居住在颖州，又改号为“六一居士”。有客人问其“六一”何指，于是，欧阳修说了这段“六一”名言。其实，这段话说后还有一段颇有意味的话。客人听完欧阳的话后，笑着问道：“你是想逃名吗？所以才屡屡改换名号，这是庄子所说的走在太阳底下而害怕影子的人。我将看着他飞跑，大口喘气，最后干渴而死。你终久是逃避不了的。”欧阳说：“我本知名不可逃，也知大丈夫不必逃。我取此号，只是用来表示我的乐趣罢了。”（见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一七）此话今天在寺院读来，分明就显出几分禅意来了。

    “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苏轼《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匆匆一游，穿堂而过。带着些许眷恋些许惆怅离开平山堂，也带着些许问题让我心挂着平山堂。

 

 

 

    欧阳修为什么建堂于寺，为什么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带着这些问题促使我翻阅资料作了一些思考。

    上过一些佛教网站，据他们的资料，古代不少文人与佛学结缘甚深。如白居易两度到洛阳，求得“观、觉、定、惠、明、通、济、舍”八字心要，并发挥为“八渐揭”，退居后遂自称香山居士。苏东坡一生与禅师交游颇广，“默念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故他的人生和作品往往含藏着深刻的禅意。李叔同在艺术成果辉煌。如日中天之时，毅然在杭州虎跑寺正式披剃为僧，从此摒弃世俗，弘扬律学，成为佛学一代大师。当然，欧阳修也是佛家津津乐道的一个由排佛到入佛的典型。

    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佛教不断地遇到各种反对与排斥。所以，佛教的本土化从未间断，始终想与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融会贯通。从佛教的立场来说，儒佛之间并没有实质的冲突，各有各的功能，儒佛一致。佛教徒一方面阐述佛教了脱生死的宗教优越感，另一方面又百般解释佛教“有助王化”，充分肯定儒学的纲常伦理。但从儒家的立场来说，这种融合在隋唐之后多半是出于不得已，是出于复兴儒学的需要而“援佛入儒”。儒生们需要借鉴佛教义学，特别是用佛家的心性理论来充实儒家的身心休养论，阐发传统儒学所罕言的性与天道思想。于是，对中印思想折衷会通，思想上援佛入儒的宋明理学应运而生。至宋代，儒家与佛教的关系，基本上是排斥与吸收的双重变奏。宋代儒家一方面沿用传统的儒家思想排斥佛教，欧阳修等人就曾把佛教说成是“中国大患”。另一方面则又出入佛老，从中汲取有益的思想资源。所以，宋代佛教与儒学的融合，在佛教徒看来主要是因为佛教劝善导俗的社会教化功能，在儒学家看来无非是要借佛教充实儒家。其中一些儒家学者晚年思想归趋充满禅佛的余韵，所谓“赤手屠鲸千载事，白头归佛一生心”也在情理之中了。

     由此而言，欧阳修等儒学大师与佛学关系之说就顺理成章了。再由此广而言之，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会贯通何不如此！中国文明演进的过程中，有两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首先是民族的融合，在长期的交往中，以汉族为主体，形成了56个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其次是外来文化的吸收，中华文明和域外异质文明的接触，无论是与印度佛教的接触，还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引进，都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从政治、社会、哲学、文学、建筑、艺术乃至生活艺术、衣食住行等等，何不是民族文化之间、中外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过程和结果？！

    所以，今天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我们，应该比前人更为放开眼界、敞开胸怀、海纳百川，走向世界，像鲁迅所说的“闳放”态度，去正确对待外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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