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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寺悟禅

(2007-10-26 20: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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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行旅记痕
                   http://bingtuan.com/blog/attachments/2007/10/2836_200710291921341.jpg                (浦江客摄于扬州大明寺鉴真纪念堂)            
 
大明寺悟禅
 
    七月扬州之行的最后一站是大明寺。我们一行游览瘦西湖后再到大明寺,天已近中午,寺院里游人已不多,所以大伙也看得很仔细。我来过大明寺多次,这次难得尽心。
    我们沿百级石阶缓步而上。大明寺的山门也兼作天王殿,正门上额的“大明寺”三字是赵朴初老集隋代《龙藏寺碑》而题,字体古朴厚重,颇得遗风。过天王殿就见大雄宝殿,但见庭院开阔,古木参天。据导游介绍,此为东有百年桧柏,西有百年黄杨。大明寺附近有几处著名建筑,如平远楼、欧阳文忠公祠、平山堂、谷林堂等,但已多为清代以后所建造的了。千年古刹,历经劫难,直至盛世寺庙才得以大修,焕然一新。徜徉其间,思绪万千,正是:古今多少兴亡事,都在寺院烟雨中。
    扬州大明寺在中国众多寺院中,无论规模还是历史,都称不上最有声望的寺院。但它的声名远扬却不逊于不少名寺,这就在于大明寺有一位德高望重、名扬天下的高僧——鉴真。正应了这么一句名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从大雄宝殿东侧往后走就是鉴真纪念堂了。纪念堂是仿照一千多年前鉴真在日本奈良主持建造的唐招提寺的金堂而建。堂内正中为鉴真楠木塑像,东西两侧壁上是鉴真东渡事迹的饰布画。纪念堂正殿与碑亭之间以东西回廊环抱,使得占地并不大的庭院雅静而壮观。这座纪念堂是1963年为纪念鉴真大师圆寂1200周年而兴建的,值得一提的是,它是由我国著名的古建筑专家粱思成设计的。鉴真纪念堂是粱思成先生一生的经典之作,可惜,1973年纪念堂建成时,粱先生已于一年前在文革中含恨而去,没能看到他为之付出极大心血的传世杰作。
    鉴真,俗姓淳于氏,扬州江阳县(今江苏省扬州市)人,唐中宗嗣圣五年(688年)出生于一个奉佛家庭。鉴真14岁出家,他数年苦心研讨佛经,26岁时已精通律学著作,开始讲授律疏。不久,鉴真接替老师重担,在江淮地区传播律学,登坛授戒,整顿教团,弘扬佛法,名声远扬。唐天宝元年(741年),日本僧人前来中国力邀鉴真东渡日本讲经传戒。鉴真为弘扬佛法慷慨应诺,率弟子们克服千辛万苦,历经十年磨难,六次东渡,终于在天宝十二年(753年)踏上日本国土。十年间,鉴真大事传律弘道,成为日本律宗的开山祖师。鉴真不仅在开创南山律宗、创立天台宗和真言密宗及整理日本佛典等方面有着杰出贡献,而且对日本的医药学、书法、建筑、雕塑、美术等方面的发展都有巨大促进作用。日本天平宝宗七年(唐广德元年,763年),鉴真于所住的唐招提寺宿房结跏趺坐,安然寂化,享年76岁。他的一生对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为了崇高的理想而六次东渡,舍生忘死、坚忍不拔的精神,将永远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
 
 http://ls.nje.cn/qixia/TPK/D6K/72D60110.jpg
                                 
      (扬州大明寺鉴真坐像  图片摘自网络)
                             
    瞻仰着鉴真大师的塑像,读着鉴真大师的事迹介绍,不由人肃然起敬,略有所悟。我不懂佛学,只能用俗语套话评说之。我悟禅之一为:佛学是“讲出来”的;之二为:佛学是“走出来”的。
    佛教大约在西汉末年从印度传入中国,大规模翻译佛经始于东汉末年,佛教真正得到大的发展,是在汉魏以后即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有着多种社会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佛教徒尤其是佛教高僧为实现弘扬佛法理想锲而不舍的努力起了决定性作用。
    据历史记载,北朝石勒时代的印度名僧佛图澄、姚秦时代的鸠摩罗什,以及中国名僧道安、慧远、僧肇等,都是一边翻译佛经,一边讲学传经。鸠摩罗什在长安讲学时,弟子数量多至数千人。当年慧远还未出家时,于其弟慧持追随名僧道安听讲,对道安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与之相比“儒道九流,皆糠秕耳”。于是兄弟俩决定一起出家,成为道安的弟子。慧远24岁时已独立讲经,为让听者容易理解,“乃引《庄子》义为连类,于是惑者晓然”。后来,道安也承认了他“不废俗书”的讲学方法。鉴真亦如此。三十多年中,他一共讲律、疏40遍,律钞70遍,轻重仪及羯磨疏各10遍。同时又组织发动建寺、造像、开元遮大会供养十方众僧,缝制袈裟3000领赠送五台山僧,抄写《一切经》三部各11000卷。经他剃度得戒的共有4万余人,江淮奉持戒律的人,都尊他为授戒大师。
    至于说到僧侣们传佛的“走”,世人都是深深为之敬佩不已的。佛教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从印度经广袤荒凉的西域传入中原,都是靠僧侣们长途跋涉的艰辛努力。传经如此,中国僧侣取经也是极其艰辛的。据学者统计,从公元三世纪到四世纪,一共有7个和尚从陆路去取经,到了五世纪,有61个人到西天取经,六世纪有14个人,七世纪有56个人,八世纪有31个人。从三世纪到八世纪不断的有高僧离开中土,不顾个人安危长途跋涉到西域去求经。史书上记载的这169个人,其中平安返回的只有42人,大多数人都牺牲了。唐玄奘于唐贞观三年(629年)从古长安出发,历经四年,行程十万余里至印度那烂陀寺取经而回的千古传说便是其中经典事例。佛教徒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坚定的,显示了佛教的感召力和僧侣的追求。
    鉴真东渡日本的经历也充分显示了佛教高僧的理想意志之伟大力量。第一次因淮南官府阻拦而夭折,第二次百余人出发遇风浪滞留越州,第三次被越州官府阻拦未成,第四次从福州买船出海又被淮南官府截回扬州。尤其是第五次遇风浪滞留在海南后,又辗转海南、广西、广东、江西等地讲法。其间,日僧荣睿、大弟子祥彦先后病故,鉴真自己双目失明。但鉴真发誓:“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东渡之意矢志不渝,终于直到第六次才历经风险终于成功。
    由此,想到了文化的传播。
    文化不是自然遗存的,它是人们在改造外部世界时的创造,是一代代人的传播和继承。文化之所以跨越历史,具有自然生命物体所不能的穿透力,除了它本身的价值外,传播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可以说,没有传播,就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类文明。文化的传播,有着多种社会因素,而各种文化的代表人物的努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宗教如此,文化的全部形态包括语言、科学技术、教育、文学、艺术、史学、伦理道德、哲学等都是如此。
    今天,我们倡导“鉴真精神”有着特别的意义。在日益市场化的当今,文化不是被人忘却,就是被当成生活的摆设,更被人当成招财进宝的钓饵。文化的价值所在,是超越物欲、超越功利的高尚精神境界。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传播文化永远是对社会文明的守护,是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净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需要“鉴真”。
    这就是我在大明寺悟到的“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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