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在当时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出现了一个类似今天易中天讲红“三国”的现象。   

    1944年9月，重庆中一路、黄家垭口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门口人头攒动，接连十天，盛况不衰。这不是那个京剧名角在唱什么大戏，而是一位叫做黎东方的教授在开讲《三国》。

     黎教授用“说三分“的民间口头文学形式讲三国故事。他所说的是历史，不是演义。他一连讲了十天。第一天讲“合久必分”，第二天讲“董卓”，第十天讲“分久必合”。当时，一张门票法币四十元（当时美金一元的官价，是法币二十元）。这在当时价格不菲，然而照样观众踊跃。以后盛况又延续到重庆近郊化龙桥、重庆下半城都邮街合作会堂等处。再其后泸州、昆明、南京、贵阳、安顺等地也掀起了小小的高潮，当时的学生、教授、商人、市民、军人等各阶层的人都喜欢听他讲史。在贵州演讲时，黎教授甚至用九百六十张讲演票的收入付清了一架从贵阳到香港的小飞机“包机”的费用。当时，航空公司的高级职员向他道贺说：“全国还不曾有一位教授用自己的钱包过敝公司的飞机。您比胡适之有办法的多了”。据黎东方回忆，当年在重庆捧过他场的而今日在台湾的人数不在五千以下，可见当年的盛况。      同时，黎东方教授还把他的讲稿编成了《细说三国》。起初，他把讲辞大纲每天印一张报纸，可以折为十六开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题为《新三国》。以后，他开始用“细说”的体裁写了著名的《细说三国》。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论讲，黎东方不如易中天。今天，易中天讲“三国”借助了现代媒体高科技手段，利用央视无与伦比的优势和网络铺天盖地的造势，一夜之间红了半边天。当然，不可否认易中天的聪明，他巧妙地迎合了当代青年“快餐文化”的品味，借解说《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史实真假吸引了观众的兴趣，并融合了现代思维和时髦语言，做了一顿古为今用的满汉大餐。这无疑是一个将丰富深奥的传统历史和文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成功典范。

    但论写，易中天远不如黎东方。黎东方是四十年代著名的史学家，他曾著有元、明、清、民国初年诸史形成的通俗读本系列《细说中国历史丛书》。他的《细说三国》所写的是真实的历史，信而有证，事皆属实。他时时指出《三国演义》的以假乱真之处，即使对陈寿的《三国志》他也不轻信，每每在叙述过程中指出正史之误。在叙述历史故事同时，他约而举之地论述了三国时代的制度、学术、文学、艺术、科学诸方面，对三国时代的官制和地理沿革作了认真考订，有学者赞其：“真是一大功德”。不知易教授讲史时有无参考借鉴之？所以，论著作的学术性，了解“三国”还是读黎本《三国》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