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博物馆展品：铜马车、平播钟、贵州清江协中军部司之关防铜印、镂狮铜带钩、漆耳杯等

贵州省博物馆藏品展品有铜马车、平播钟、贵州清江协中军部司之关防铜印、镂狮铜带钩、漆耳杯等。

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坪桥村皇坟嘴 ，始建于南宋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年）。

杨粲墓占地面积50.1平方米，是南宋播州安抚使杨粲夫妇合葬的大型石室墓穴。左为杨粲的男墓室，右为其妻的女墓室。平面布局为南北两室并列，每室包括墓门、前室和后室三部分，后室有过道相通，两室南北壁和后室后壁的雕刻装饰相互对称，结构严整。杨粲墓石刻艺术明显继承了北宋艺术史传统，遵循了其写实主义的风格，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延伸。

杨粲墓石刻艺术很好地展示了南宋时期播州地区社会文化特色，故有“西南古代石刻艺术宝库”的美称。

杨粲，字文卿，小字伯强，系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入据播州（即今遵义）的杨氏鼻祖杨端之十三代孙。杨粲为杨轼之子，幼年过继给们父杨轸为嗣。秉性好学，笃信儒家经典，少年即怀大志。宋宁宗麝泰初年（1201年）袋播州安抚使，执掌播事30余年，是播州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中兴人物。杨粲对外反对金人入侵，对内实行“不事苛求“，采取了一些适应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通过播州人民的劳动，经济有显著发展，出现了“土俗大变“、“俨然与中土文物同“的好局面。前人撰写播州历史，多称杨粲功在国家“、“德被生民“。据《遵义府志》记载，杨粲“性豪放，安俭素，治政宽简，民便之急。大修先庙、建学，养士，是杨氏家族的全盛时期。”

杨粲墓由于早年被盗过，随葬品幸存不多。

杨粲墓石刻在表现形式上采取了多种技法，有圆雕、高浮雕、低浮雕、减地雕及线刻，是杨粲墓石刻的一大特色。为了达到石刻的和谐统一，多种技法交替运用，互相配合，以求得最好的艺术效果。石刻的内容可分为：人物、仿木结构建筑物、器用家具、花卉、鸟兽等，皆围绕着中心人物烘托渲染，处于辅助地位。石刻人物有：墓主、文官、武士、侍童、女官、力士、进贡人等，形象大多塑造的很生动而具有个性，杨粲墓中有28尊人物造像，尊卑贵贱，各得其所。 

墓主石刻杨粲墓墓主杨粲是全墓中心人物，其位于南室后壁正中，他头戴长脚幞头，身着朝服，正襟危坐，表情严肃。腰横宽带，袖手端坐于有披垫的龙头交椅上。杨粲象宽广的额头，舒展的眉宇，两眼平视炯炯有神，笔直的鼻梁，薄而微翘的嘴唇，充分表现出一副矜持自大的神气。整个面都用圆刀刻成，使之富有肌肉的弹性：加之用平刀刻出衣纹，线条刚健流畅，韵律感很强，并夸张了肥腯的身躯。左右有龙柱互峙，前面有龙案（棺床），两边侧壁上，对称雕刻着文官武将，侍女童子，形态各异。 

女室杨粲墓女室中有两尊武士石刻，应用高浮雕与低浮雕相兼技法，头戴铁盔，身着战袍，双手握着一把战斧，肃然挺立。女室中还有两幅“童女启门“石刻，塑造了两个半裸的侍女，侧立于半开半掩的门边，腼腆文静，仿佛在恭候主人，含蓄而恰如其分地表现主仆关系。女室负重人呈跪姿，上身穿马甲，敞胸露怀，围短裙，着长裤，腰系布带：一手按住胸腹，一手撑在腰间，作奋力状。

男室男室两龛中的启门人却较特别，是两个青年男子，定名为“童子启门”。男室负重人身体壮实，呈蹲式，单腿跪地，赤膊，肩上披垫肩，腰系短裙，下身着长裤，双手戴手镯，一手按在膝上，一手向上托着基石，让人有力扛千斤之感。 

女官杨粲墓中有女官2人，墓中女官形象，面颊丰润，眉目清秀，尤其是纤细的鼻窦，好像她们在轻轻的呼吸着，圆润的口吻微微嘟起，情神是微妙的，她们体态婀娜，比例匀称，显示了女性特有的温顺善良的性格。女官立于女后室两侧石壁上。头戴花装幞头，两脚向下弯曲。这种幞头宋代多见于御前内侍、仪卫等佩戴。身着圆领右衽小袖长袍，腰间扎带。一人捧巾，一人抱奁。从所持之物看，女官应是操办后官事务之职。 

铜鼓在两室墓底腰坑内发现两具铜鼓，鼓面朝下，平放在铜钱上。两鼓胭、腰、足三段分明，胭部稍大于鼓面，束腰，足外撇，带状扁耳。造型凝重，纹饰精美，较为珍贵，已被定为南方铜鼓发展史上的八大类型标准器之一。男室铜鼓由于鼓壁夹垫有字铜币，可以明确地判断年代，这在已出土的铜鼓中实为罕见。男室铜鼓重12.25斤，通高28厘米，面径44.5厘米。鼓壁夹垫剪破的铜钱碎片，字多模糊，可辨识的有“元“、“通“单字，应为北宋哲宗所铸之“元通宝“。

女室铜鼓重17.75公斤，通高30厘米，面径49.5厘米。两鼓胭、腰、足三段分明，胭部稍大于鼓面，束腰，足外撇，带状扁耳。 [5]武士杨粲墓内有武士8尊，4尊立于墓门外拱立柱上，真人大小，魁梧雄壮，个个技挂齐整，头戴兜鉴，身穿铠甲，脚蹬战靴，或执长柄战斧，或握弓箭，目光炯炯有神，凛然而立，慑人心魄。另有4尊，男女后室各立2尊，形象与外门柱上武士大致一样。 

是东汉至西晋时期的青铜文物组合，1975年出土于贵州兴义东汉墓，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该文物由铜车、铜马及仪仗俑群组成，原物为一车一马，总长1.12米，通高0.88米，采用分铸组装工艺，通过销栓、子母扣等技术连接，马身呈昂首奔腾姿态，车身包含轮轴、车舆等部件。 铜车马分为辎车与轺车两种形制：辎车为封闭式车厢，推测为官员女眷用车；轺车为四面敞露式公务用车，印证汉代车舆等级制度。

镇馆宝铜车马

马身由11段构件组合，车身分驾马、轮轴、车箱三部分，仪仗队列包含斧车、轺车等14件铜塑 。因仪仗骑吏数量超过东汉礼制，结合墓葬断代研究，被重新考证为西晋时期文物。其铸造工艺与广西、越南出土器物的关联性，为研究汉代西南地区文化交融提供了实物依据。

东汉铜车马仪仗俑群铜塑，规模庞大，一共有14件。其中骑吏俑两件、持矛骑马武士俑四件、持戟骑马武士俑及斧车、主车、轺车、辇车组成。铜骑吏头戴平顶帽，身穿交领服，在俑群中的脚色应该为领队小吏。铜斧车是出行仪仗队列中的前导车，车为双曲辕，双辕后部承长方形舆。御奴作跪姿，双手拱举，作执辔驾御状。斧车是出行仪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车上立斧以示权威。铜轺车由车、马、伞、御奴和伍佰组成。伍佰头戴冠，着长袍，右臂前伸，手直指，走在车前辟道。铜辇车是出行时官吏家眷乘坐的车，由车、马和一将军奴组成。

战国时代的文物，（展出标志为汉代文物）通高35cm、肩宽29cm、腹径22-27.8cm，于1958年株洲废铜库采集。器呈蒜头形，顶端椭圆形，侈口平盆，平顶中间饰一卷尾立雕虎，颈饰项圈，倨牙翘尾，虎身饰云纹。肩部隆起呈圆鼓状，直体比肩窄，器身中空，腹横截面呈椭圆形，腹外壁两面饰虎纹，虎头上刻太阳纹，张口露齿，长卷尾，作行进状，甚为凶猛。器底口部一周饰斜角云纹。器身两侧可见从顶端延伸而下的一道范线。器表有锈，呈浅绿色。

虎纽铜錞于，战国时代的文物，（展出标志为汉代文物）通高35cm、肩宽29cm、腹径22-27.8cm，于1958年株洲废铜库采集。 器呈蒜头形，顶端椭圆形，侈口平盆，平顶中间饰一卷尾立雕虎，颈饰项圈，倨牙翘尾，虎身饰云纹。 肩部隆起呈圆鼓状，直体比肩窄，器身中空，腹横截面呈椭圆形，腹外壁两面饰虎纹，虎头上刻太阳纹，张口露齿，长卷尾，作行进状，甚为凶猛。 器底口部一周饰斜角云纹。 器身两侧可见从顶端延伸而下的一道范线。

有的砖面上只有单纯的牛车或马车形象，有的则添加了人物、树木、小狗、小鸟、阙等元素，使画面更加丰富饱满，如一块牛车纹砖上，一人扭头阔步走，衣袂飘飞，另一只手拉着牛车，身边还跟着一只小狗，人的前方还有 “阙” 和一棵树，营造出一种悠然自得的氛围。

工匠以简洁的线条勾勒出牛、马、车、人物等形象，却又能精准地抓住其特征，使画面极具生动性。如牛膘肥体壮，牛尾巴朝下，牛脖子上架着车轭，生动地展示出汉代先民耕作归来或去耕作的场景；马则奋力奔跑，马尾上扬，马蹄的骨骼也展示出它内在 “奋力直追” 的力量。

秦汉时期，中原文化逐渐向西南夷地区渗透，这些车牛纹砖就是文化交流融合的实物见证，反映了当时贵州地区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程度，对于研究秦汉大一统背景下西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永元罐为东汉时期陶器，现藏贵州省博物馆，1965年出土于贵州平坝马场六朝墓。

罐体采用轮制工艺烧制，火候高且硬度接近青瓷标准。器表施黄褐色釉，釉面多剥落，残存部分呈细碎鱼子纹，肩、腹部饰弦纹各一道，早年损毁的四系经打磨处理。器型呈直口、圆唇、斜肩、鼓腹、平底特征，高26厘米，口径12厘米，底径17.2厘米。

下腹刻三十三字隶书铭文，由右而左绕器三匝，明确标注制作时间为东汉和帝永元十六年（公元104年）。该器铭文字数之多、记载之详在汉代同类陶器中罕见，铭文研究涉及通假字、贵州酒文化及汉代酿酒业，学术价值突出。

原名 红岩碑，位于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晒甲山（又名红崖山），距 黄果树大瀑布 约7公里 。 

遗迹分布在长50余米、高20米的赭红色崖壁上，现存19个铁红色神秘符号，形似篆隶混合体，最大达1平方米，非镌刻形成且颜色经久不退。 1982年正式定名为红崖古迹，20世纪50年代列为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遗迹分布在长50余米、高20米的赭红色崖壁上，现存19个铁红色神秘符号，形似篆隶混合体，最大达1平方米，非镌刻形成且颜色经久不退。1982年正式定名为红崖古迹，20世纪50年代列为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符号成因尚无定论，存在殷高宗纪功碑、大禹治水遗迹、诸葛亮南征图谱及建文帝讨燕檄文等十余种假说。明代邵元善《红崖诗》最早记载此迹，清代潘祖荫、邹汉勋开启系统研究，光绪年间因官府拓取导致岩面受损 。近代中日法学者考察未获结论，科学鉴定证实符号系人为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