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博物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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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博物馆特色文物,不对称形刻画铜钺,琵琶形错金铜带扣、各种兵器(箭矛戈镞)、镇馆宝铜车马等。
该文物由铜车、铜马及仪仗俑群组成,原物为一车一马,总长1.12米,通高0.88米,采用分铸组装工艺,通过销栓、子母扣等技术连接,马身呈昂首奔腾姿态,车身包含轮轴、车舆等部件。
铜车马分为辎车与轺车两种形制:辎车为封闭式车厢,推测为官员女眷用车;轺车为四面敞露式公务用车,印证汉代车舆等级制度。
贵州省博物馆藏品总数有8万余件,民族文物、贵州古生物化石、旧石器时代出土文物、反映地方历史人文和文化多样性的各类文物为馆藏亮点,其中中国苗族服饰库和中国苗族银饰库位居全国第一,镇馆之宝为东汉铜车马。
展品有铜马车、平播钟、贵州清江协中军部司之关防铜印、镂狮铜带钩、漆耳杯等。
东汉铜车马
是东汉至西晋时期的青铜文物组合,1975年出土于贵州兴义东汉墓,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镇馆宝铜车马
马身由11段构件组合,车身分驾马、轮轴、车箱三部分,仪仗队列包含斧车、轺车等14件铜塑
。因仪仗骑吏数量超过东汉礼制,结合墓葬断代研究,被重新考证为西晋时期文物。其铸造工艺与广西、越南出土器物的关联性,为研究汉代西南地区文化交融提供了实物依据。
东汉铜车马仪仗俑群铜塑,规模庞大,一共有14件。其中骑吏俑两件、持矛骑马武士俑四件、持戟骑马武士俑及斧车、主车、轺车、辇车组成。铜骑吏头戴平顶帽,身穿交领服,在俑群中的脚色应该为领队小吏。铜斧车是出行仪仗队列中的前导车,车为双曲辕,双辕后部承长方形舆。御奴作跪姿,双手拱举,作执辔驾御状。斧车是出行仪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车上立斧以示权威。铜轺车由车、马、伞、御奴和伍佰组成。伍佰头戴冠,着长袍,右臂前伸,手直指,走在车前辟道。铜辇车是出行时官吏家眷乘坐的车,由车、马和一将军奴组成。
虎纽铜錞于,
战国时代的文物,(展出标志为汉代文物)通高35cm、肩宽29cm、腹径22-27.8cm,于1958年株洲废铜库采集。器呈蒜头形,顶端椭圆形,侈口平盆,平顶中间饰一卷尾立雕虎,颈饰项圈,倨牙翘尾,虎身饰云纹。肩部隆起呈圆鼓状,直体比肩窄,器身中空,腹横截面呈椭圆形,腹外壁两面饰虎纹,虎头上刻太阳纹,张口露齿,长卷尾,作行进状,甚为凶猛。器底口部一周饰斜角云纹。器身两侧可见从顶端延伸而下的一道范线。器表有锈,呈浅绿色。
虎纽铜錞于,战国时代的文物,(展出标志为汉代文物)通高35cm、肩宽29cm、腹径22-27.8cm,于1958年株洲废铜库采集。
器呈蒜头形,顶端椭圆形,侈口平盆,平顶中间饰一卷尾立雕虎,颈饰项圈,倨牙翘尾,虎身饰云纹。
肩部隆起呈圆鼓状,直体比肩窄,器身中空,腹横截面呈椭圆形,腹外壁两面饰虎纹,虎头上刻太阳纹,张口露齿,长卷尾,作行进状,甚为凶猛。
器底口部一周饰斜角云纹。 器身两侧可见从顶端延伸而下的一道范线。
东汉车马车牛纹砖
有的砖面上只有单纯的牛车或马车形象,有的则添加了人物、树木、小狗、小鸟、阙等元素,使画面更加丰富饱满,如一块牛车纹砖上,一人扭头阔步走,衣袂飘飞,另一只手拉着牛车,身边还跟着一只小狗,人的前方还有
“阙” 和一棵树,营造出一种悠然自得的氛围。
工匠以简洁的线条勾勒出牛、马、车、人物等形象,却又能精准地抓住其特征,使画面极具生动性。如牛膘肥体壮,牛尾巴朝下,牛脖子上架着车轭,生动地展示出汉代先民耕作归来或去耕作的场景;马则奋力奔跑,马尾上扬,马蹄的骨骼也展示出它内在
“奋力直追” 的力量。
秦汉时期,中原文化逐渐向西南夷地区渗透,这些车牛纹砖就是文化交流融合的实物见证,反映了当时贵州地区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程度,对于研究秦汉大一统背景下西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永元十六年青釉硬陶罐
永元罐为东汉时期陶器,现藏贵州省博物馆,1965年出土于贵州平坝马场六朝墓。
罐体采用轮制工艺烧制,火候高且硬度接近青瓷标准。器表施黄褐色釉,釉面多剥落,残存部分呈细碎鱼子纹,肩、腹部饰弦纹各一道,早年损毁的四系经打磨处理。器型呈直口、圆唇、斜肩、鼓腹、平底特征,高26厘米,口径12厘米,底径17.2厘米。
下腹刻三十三字隶书铭文,由右而左绕器三匝,明确标注制作时间为东汉和帝永元十六年(公元104年)。该器铭文字数之多、记载之详在汉代同类陶器中罕见,铭文研究涉及通假字、贵州酒文化及汉代酿酒业,学术价值突出。
红崖古迹,
原名 红岩碑,位于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晒甲山(又名红崖山),距 黄果树大瀑布 约7公里
。
遗迹分布在长50余米、高20米的赭红色崖壁上,现存19个铁红色神秘符号,形似篆隶混合体,最大达1平方米,非镌刻形成且颜色经久不退。
1982年正式定名为红崖古迹,20世纪50年代列为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遗迹分布在长50余米、高20米的赭红色崖壁上,现存19个铁红色神秘符号,形似篆隶混合体,最大达1平方米,非镌刻形成且颜色经久不退。1982年正式定名为红崖古迹,20世纪50年代列为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符号成因尚无定论,存在殷高宗纪功碑、大禹治水遗迹、诸葛亮南征图谱及建文帝讨燕檄文等十余种假说。明代邵元善《红崖诗》最早记载此迹,清代潘祖荫、邹汉勋开启系统研究,光绪年间因官府拓取导致岩面受损
。近代中日法学者考察未获结论,科学鉴定证实符号系人为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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