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二日新华社在《人民日报》上，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布了“发现秦俑坑”的特大考古新闻。它郑重其事地对外宣称；“根据现场清理和文献记载，这批陶俑大体是秦始皇在世时制作的，距今两千一百多年。”从文字内容上看，是没有什么瑕疵的，因为认定秦俑为秦始皇生前制作，有“现场清理和文献记载”两个方面的可靠依据。既然官方这么说，表述得又是如此的肯定、真切，人们出于对中央喉舌的信赖和尊崇，应该是会接受这个报道材料的。人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个考古新闻的来源，肯定与袁仲一先生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认可，“根据现场清理和文献记载，这批陶俑大体是秦始皇在世时制作的”这种报道，谁都没有胆量弄上去的。人们都知道，《人民日报》上公布这一条消息，它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很有份量的。

    兵马俑是一种出土文物，既然是出土文物，那么它的“定性和定名”，就应该有一点“考古论证”的味道，才能打消公众的疑虑。兵马俑的消息刚一公布，立即引起了轰动。正因为这一消息太感人了，自然引起更多人的关切和注视。一种想探个究竟的心情，使公众将目光逐渐从新闻，转向对实质问题的深度思考。一些学者认为，有必要从考古发掘规程的角度出发，去进一步了解有关兵马俑出土更多的论证材料。考虑到《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新闻，自然不会有详尽的考古论证，他们也只好耐心地等待有关部门，能通过其它的方式，向公众提供真实的“现场清理和文献记载”的详细资料，毕竟这才是考古“定性”中的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只有它们才是考古中与“学术”两个字直接发生关系的东西。人们相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新闻，决不可能有假的。

    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只有“现场清理和文献记载”，才有资格作为考古论证中的可靠凭据，除此之外的一切材料，都没有它们的立足之地。任何一位考古工作者，对于这两种材料的收集和运用，一向都是很规范、很严格的，都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点差错，考古学家们的真本事、真功夫，都应该在“考证”这两个字上显现出来。这种真本事、真功夫，在《袁仲一传》中也是说得很清楚、很具体、很感人的：“袁仲一始终坚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原则，他写下的每一个字，总结的每一个结论，都有理有据，掷地有声。”人们出于对袁仲一等人的崇敬，从来都不敢相考古学家的这番话，竟然也是有假的。要说《人民日报》上的材料有假，说考古学家提供的材料有假，可是一件非常严重、非常严肃的事情，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和把握，这是要上公堂、要吃官司的啊！

    首先，让人们看看《人民日报》上说的“现场清理和文献记载”是不是有假。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秦俑考古队《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它说：“《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初即位，就穿治骊山……奇器珍怪，徙藏满之。始皇死于公元前二一○年七月，九月葬骊山，可见数千件兵马俑决非死后完成，当系生前制作。……文献记载，秦始皇死后四年，项羽入关，即燔其宫室，掘其陵墓，看来秦俑坑有可能是被项羽焚毁的。”原来，这就是《人民日报》上所说的“文献记载”啊！人们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兵马俑一定就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作出这种“定性”结论的史料依据是什么？哪里晓得，公众得到的回答竟然是：“因为秦始皇葬在骊山，又有项羽烧秦宫、掘秦始皇陵的记载，那么兵马俑坑，很可能就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

    人家问的是理由，要的是证据，在什么样的古代文献上，有秦始皇生前建造兵马俑坑的史料记载，只有这些记载才是为兵马俑“定性”的可靠证据啊！看看《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上的材料，真让人有哭笑不得的感觉。以《史记》上有“始皇初即位，就穿治骊山；始皇死于公元前二一○年七月，九月葬骊山；项羽入关，即燔其宫室，掘其陵墓”这些文字为史料依据，就把兵马俑“定性” 的问题解决啦！所有这些文字，和兵马俑的存在有什么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啊？两者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啊！说得好听是“答非所问”，说得不好听是“驴唇不对马嘴”。考古学家的思维逻辑，已经发生错乱了：为什么兵马俑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他们的回答竟然是：因为附近有秦始皇陵，所以兵马俑就是它的一部分。难道这是考古学家对兵马俑定性的主要依据！

   《人民日报》上说的为兵马俑定性的“现场清理”材料又是怎样的呢？在秦俑考古队发表的《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及袁仲一发表的学术专著之中，一直强调指出：“秦俑坑的西端，西距秦始皇陵外城东墙1225米，和秦始皇陵内城的东北角成一直线；出土的铺地砖，其形制、质量、纹饰和文字，都与历年来秦始皇陵城内出土的秦砖一样；出土的武士俑和过去出土的跽坐俑的陶质、制作技法相似；出土的铜矛、铁工具等也与秦始皇陵城内出土的相同。根据俑坑底部普遍覆盖厚约15～20厘米、可分为10～14层的淤泥，说明俑坑构筑后不久即被焚毁的。因此，秦俑坑应当为秦始皇陵建筑的一部分。”应该说，如果兵马俑坑的这一些现场清理材料，与秦始皇陵之间确实存在的一种相互依存关系的话，他们将这些兵马俑认定为秦始皇陵的一部分，应该还是可以的。

    首先对这种观点进行否定的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西北大学教授林剑鸣先生，在他撰写的《秦俑之谜》这篇论文中，对于这一些所谓的“定性”材料，进行了严厉地批驳。他在文章中说：“视兵马俑坑为秦始皇陵建筑一部分的这种看法，究竟能否站得住脚，则是大成问题的。这种看法，唯一的根据是秦俑坑的位置接近秦始皇陵，这种判断是值得推敲的。首先，陶俑与秦始皇陵内出土的俑有相同之处，不能证明它就是陵园的一部分，因为两者皆为秦物，其制造的时间又相近，当然有不少共同特征，这是不足以证明问题的。其次，既然明确指出地秦俑坑距离秦始皇陵外城东墙有1225米之远，就很难证明这一组建筑必定为秦始皇陵的一部分，因为它已经在陵园之外了。从俑坑出土的器物来考查，至今也未发现有证明秦始皇陵园之内的文物。”

    大洋彼岸的张万鑫先生，早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系，他在《我对秦始皇兵马俑的质疑》这篇文章中，直截了当地说：“兵马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它与秦始皇陵没有关系。因为兵马俑坑在秦始皇陵的东侧，而且相去甚远，兵马俑面向东方，秦始皇陵则背南面北，两者根本不是一个整体布局。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硬是把兵马俑坑说成是秦始皇陵的随葬坑（是合乎逻辑的）。有朋友告诉我，在北京大学考古系的课堂上，有的教授就认为秦俑坑出土的许多器物，与秦始皇时期推行的制度，有着显著的区别。他们认为俑坑的实际建造年代，还要往前推上很多年，它们很有可能还是属于先秦时期的东西。”南京的建筑史学家孙宗文先生说过：“与秦始皇陵距离的远近，只说明文物出土的地点，它们是不是一家，还必须进行严格地考古论证，才能够最后加以确认。”

    更让人理解不了的是，就连“秦俑坑的西端，和秦始皇陵内城的东北角成一直线”，居然也成了秦俑“定性”的依据之一。两点之间连结成一条直线，这只是平面几何中的一个常识问题，这怎么能够胡乱地与秦俑的“定性”挂上钩呢？世界上难道还有人认为，两点之间是不能连成一条直线的吗？另外，“俑坑出土的武士俑和过去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一些跽坐俑，在陶质、制作技法相似”，作为秦俑“定性”依据，也让人难以接受的。因为，那一些跽坐俑是否属于秦始皇的陪葬品，本来就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假设，况且它们和俑坑的陶俑之间，无论是在尺寸大小、形体塑造、头顶发髻等诸多方面，都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两者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相似之处，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一种理由，能够认定它们都是出于同一个时代的作品，并且都是作为秦始皇陵陪葬用的。

    俑坑出土的一部分铺地砖，其形制、质量、纹饰和文字，与历年来秦始皇陵城内出土的秦砖一样，有一种“登宫水”铭文的砖，竟然两边都有发现。所以袁仲认为，这是兵马俑“定性”最重要的依据。问题是，临潼博物馆赵康民在一九六五年第五期《考古》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临潼县城以北一个和秦始皇陵无关的地方，发现一座很小的秦墓，墓里的砖“大小、质量、纹饰、文字，和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砖完全相同，也有‘登宫水’这样的铭文。”人们知道，如果A＝B，B＝C，那么A＝C，也是成立的。为什么在秦始皇陵附近、在秦俑坑内，同样都有相同文字的砖呢？答案恐怕也只有一个：这“登宫水”陶文的砖，最早用于秦俑坑，后来由于俑坑的开裂，有的流入附近的一些墓葬，有的流入其它的民间墓葬，如果没有可靠证据，都不能说与秦始皇陵一定有关。

    将“俑坑底部普遍覆盖厚约15～20厘米、可分为10～14层的淤泥”作为秦俑“定性”的依据，就更是令人生疑了。因为，秦俑坑即使是一个露天的、敞开式的大土坑，骊山洪水汇集到这里，等到水分完全蒸发之后，只能形成一层干淤泥。从《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发表的资料来看，俑坑的结构非常坚固、非常密封，俑坑顶部棚木密集排列，厚实封土高出地面两米，刚建好的秦俑坑，很难开口进水。袁仲一自己都承认，坑内有的地方淤泥厚0.70～1.50米，至少有十四层之多。十四层淤泥，要有十四次周期性的淤积和干涸，临潼地区大暴雨的频率是三年一遇，十四层干淤泥的形成，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淤泥层就是俑坑存在的、真实无误的时间年轮。当年《人民日报》和《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上发表有关秦俑的新闻报道中，存在的虚假现象实在是太明显了。

    预告---7月21发表《秦俑宣言》连载(05)：秦俑之父的惊天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