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七五年发表的《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和一九八八年发表的《秦俑一号坑发掘报告》中，都说：“秦俑坑的西端，西距秦始皇陵外城东墙1225米”。其实这个1225米数字，竟然也是有假的，也是由一些考古学家肆意杜撰出来的。要说他们弄虚作假，有以下的材料作为证据：在一九八○年一月，由秦俑馆主编的《秦俑》画册中，就明确无误地说过：“兵马俑坑，位于陵园外城东门外，距陵墓1500米。”从它的位置示意图看，这1500米的起点，也在秦始皇陵外城东墙，另一端在俑坑西侧。一九九○年，在袁仲一所著的《秦始皇兵马俑研究》一书中说：“兵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东侧约1.5公里的西杨村南。”请看吧：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两点之间的距离，一九七五年先说1225米，一九八○年又说1500米，一九八八年再说1225米，一九九○年又回到1500米。

    人们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数字。因为这是由受过专业训练的考古人员，在考古现场，借助于现代测量的工具和方法，得到的一个尺寸，结果在这么短的距离上，竟然会出现275米的误差值，包括测量学、建筑学、考古学在内的任何学科，那是绝对不允许出现这类测量误差的。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还有，一九七五年犯了错误，一九八○年得到纠正；一九八八年再次犯错误，一九九○年又得到纠正；然而谁又能想到，在一九九四年，由袁仲一主编的《秦兵马俑辞典》一书中，竟然堂而皇之地又宣称：“秦兵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东垣外1225米的地方。”真让人大开眼界了：袁仲一先生，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同样都出自于秦俑馆的考古资料，一会儿是1225米，一会儿是1500米，反反复复、变来变去，这难道就是他们做学问的一种科学态度？

    从西安市规划局提供的1/5000临潼精确的地形测绘图上面，若以座标的计算方法，或者以1/500的比例尺量算，秦始皇陵外城的东墙，和秦俑一号坑西侧之间的距离，确定为1500米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如果加上秦始皇陵封土中心至秦始皇陵外城东墙的距离470米，再加上秦俑一号坑东西的长度230米，三者相加的结果，秦俑一号坑的东侧，与秦始皇陵封土中心的实际距离，应该是2100米。请人们记住这个距离尺寸，记住东西两端所在的具体位置。围绕着这一个尺寸和位置，曾经发生过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学术大论战，希望一切有志于秦俑研究、关心秦俑研究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判断能力，在不抱任何偏见的情况下，站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立场上，能够对照双方提出的各种论点、论据，进行全面、客观地思考、分析和研究，相信人们一定都能看出其中的端倪来。

    《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发表后，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带着研究中发现的问题，纷纷到俑坑的现场，向那里的考古学家“请教”，但他们除了一般性问题能够对答如流外，凡是碰到有关秦俑“定性”的核心问题，总是用一些模糊的、是似而非的“文献记载和现场理清”材料，去进行辩解。当这一些材料遭到普遍质疑的情况下，他们又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办法，去进行各种掩饰和辩解的呢？经过一些人的努力，终于找到新的“可靠”材料了。这个材料发表在一九八一年第六期《青年一代》的一篇题为《考古队里的年轻人》的文章上。文章说道：“袁仲一凭着广博的历史知识，猛然地想到，古书上有记载‘臣斯率七十余万人，穿治骊山，下及三泉，旁及三百丈乃止。’三百丈，不正是西杨村掘井址离秦陵的距离！”是什么“古书”？他并没有透露出半个字来。

    其实，袁仲一在一九八一年第一期《旅游》杂志的一篇题为《从“不祥之物”变成“举世之宝”----答中外记者提问》文章里，早就披露过这个“三百丈”的史料了，他说：“古书中提到一件事，宰相李斯负责主持秦始皇陵的修建，有一次他向秦始皇汇报，说陵墓工程已经深大博极，意思是想结束了。秦始皇听了下令说，再向外扩展三百丈，然后停工。经过钻探测量，兵马俑坑在陵墓外城以东，正好在这个范围之内。”应该说，袁仲一的这个考古论证过程，看起来是非常精确的、可靠的、科学的、严谨的、无可挑剔的。人们以为：一是，作为考古队的队长，他不大可能发表一些不诚实的意见；二是，他居然从浩瀚的古书上，找到秦始皇视察秦始皇陵建设工地时，曾经下令向外扩展“三百丈”的史料记载；三是，他利用现代钻探测量的技术成果进行“验证”。

    直到二○○二年十一月，在他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中，仍然坚持自己的说法，以此说明一直使用“三百丈”作为秦俑“定性”的史料依据，是有相当可靠的“文献记载”为背景的，而且认为这一重要古籍材料，也是有其真实可靠的出处的。袁先生在书中这样称道：“《汉旧仪》说，使丞相斯将天下刑人徒隶七十二万人，凿以章程三十七岁。……制曰‘凿之不入，烧之不燃，其旁行三百丈乃止’。”难道当年《人民日报》上面提到的“文献记载”，指的就是它？既然有此确凿的材料，为什么在《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上，连半个字都没有显现出来？如果袁仲一的说法是真的，那么《袁仲一传》中宣称“袁仲一坚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原则，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结论，都有理有据，掷地有声”的说法应当是可信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人们查阅了各种版本的《汉旧仪》之后，竟然在书中根本找不到有关“三百丈”文字记载的影子。所以，人们有理由质疑，袁仲一是在哪里看到有“三百丈”史料记载的，反正在《汉旧仪》这本书中是没有的。应该说，“三百丈”的源头，已经出了很大的大问题，那么袁仲一还要以它作为秦俑“定性”的依据，去作为一种考古论证的基础材料，自然也就失去任何实际的意义了，看来这一座建立在空虚基础上的学术“大厦”，总有一天是要彻底倒塌的。其实，袁仲一在自己的著作中早就说过，李斯只是在秦始皇死前四年，才担任秦朝丞相。而且在最后的一整年，都跟随着秦始皇东巡在外，他在秦都咸阳当丞相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三年。所以，要说李斯以丞相的身份，曾经主持过三十七年的秦始皇陵修建工作，这根本就是一种“无稽之谈”。

    即使真的有“旁行三百丈”的史料记载，也根本不能对兵马俑坑的“定性”，有着任何实质性的支持和帮助。因为，考古学家王学理先生认为，“三百丈”的本意是：秦始皇陵的地宫，原来选址在封土以南的700多米处，后来因为碰到坚硬的岩石，出现“凿之不入”的现象，无法再继续施工，最后是由南向北“旁行三百丈”，移到现在秦始皇陵封土的位置上来。前几年，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段清波先生也说过：秦始皇陵的地宫，最初确实选择在一个地质的异常状态区，因为土层之中，含有太多太厚的砾石层，容易坍塌，这才不得不把地宫，向北移到了目前看到的位置上。李斯主持秦始皇陵三十七年，作为一种戏说文学是可以的，但是它们都不可能是真实的历史。我们的考古论证材料，不加分析地用这类作品，作为考古论证的凭据，那是非要出大问题不可的。

    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即使真有“三百丈”的史料记载，袁仲一用它来认定秦俑坑与秦始皇陵存在一种主属关系，用来作为秦俑“定性”的主要证据，也是非常不恰当的，甚至是会产生严重错误的。这是因为：秦汉时时期的一尺，折合成现在的尺寸，只有0.231米，而秦汉时期的“三百丈”，仅仅只有现在的693米啊。人们不要忘记：在《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秦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秦俑》画册中，或者在袁仲一自己的著作《秦始皇兵马俑研究》、《秦兵马俑辞典》中，“秦始皇陵外城东墙与秦俑坑西端”的距离，不是1225米、就是1500米，如果要计算到发现陶俑的掘井地，另外还要再加上俑坑本身的长度230米。在此，真的要向袁仲一请教一番，到底有什么正当的理由，能够把位于西杨村南侧的掘井地，包囊在只有693米的“三百丈”范围中来？ 

    西杨村的掘井地，就是兵马俑坑最东边，与秦始皇陵外城东墙的距离是1730米，将它折算成秦汉尺寸是746丈。袁仲一不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吗？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结论，不是“都有理有据，掷地有声”的吗？现在，他手里只有693米的“证据”，非要做出1730米的文章来，他只有“三百丈”的理和据，怎么就能“掷地”而发出“746丈”的声音来？明明这“三百丈”，与西杨村的兵马俑，没有任何的关系，却给“三百丈”的史料，改头换面，贴上一张时髦的标签，披上一件现代技术的外衣，然后煞有其事地对外宣称：经过钻探测量，确认西杨村掘井地，正好在“三百丈”的范围之内。真让人无法理解，明明在1730米之处的西杨村掘井地，竟然被完全包囊在只有693米的“三百丈”的范围内。这样一种考古论证的方式，实在也太让人错愕了。

    直到现在，袁仲一仍然为自己的谎言进行辩解说：“三百丈，只是古人的约数，决不能用今天的长度标准去换算。秦兵马俑坑，在秦始皇陵的千米之外，应该是正常的，合乎逻辑的。”不知人们注意到没有，袁仲一将俑坑与秦始皇陵的距离，从原来的1500米、1225米，压缩到1000米了。要说古代的里程，不能换算成今天的尺寸，更让人不可理解。以“钻探测量”的方法，去验证古代里程，不正是袁仲一干的勾当吗？难道这“钻探测量”，也是一个约数，也是闹着玩的？有支持者以“飞瀑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下九天”为依据，宣称“谁要是真的量一量，庐山瀑布有没有3000尺，那才是一个大白痴！”袁仲一以文学作品允许夸张描写，便可以用“约数”的模糊概念，去作为一个重大考古论证的主要依据，这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中，难道是一种正当的做法吗？

    预告---3月28日发表《秦俑宣言》(06)：洛阳铲下的世界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