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事实说明，历代的封建帝王、后宫、大臣、官僚，乃至稍有一点权势的人们，在建造陵墓过程中，都要圈占他人土地、掘毁他人坟茔。就连宫内一些太监们死后建造坟墓时，也要横行霸道，去侵吞他人的墓地。只要当朝、当地有权有势，谁都能够强行去占据他们想要的任何一块土地，而根本不去理会，在那块土地下面，是否埋葬着什么人，考古学中所谓“叠压”和“打破”，这不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吗？所谓的“叠压”，是指在同一个垂直空间中，不同时期的墓葬，一代压一代，一层压一层，在有的地方，自下而上有压着九个墓葬的。所谓的“打破”，是指一个新的墓葬，在建造的过程之中，都要有意、或者无意地将前代、前人的墓葬加以毁坏，以便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越是风水宝地，这种现象就越普遍。越是靠近京城附近，这种现象也就越难避免。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内任何土地，都归当朝的帝王所有，他们要选定地点建造陵墓，只要风水好，想占用多大就占用多大，想占那里就占那里，这是一件完全“没商量”的事情。汉成帝、汉顺帝、中山简王、刘曜、郗方回等人的陵墓，就圈占、压毁了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前朝、前人的墓葬，根本就不值得人们的大惊小怪。不幸的是，这种人们一致公认的事实和现象，在几十年以来的秦始皇陵考古工作中，却始终都被一批资深的考古学家有也意、无意地忽视了。他们一直将在骊山北麓发现的任何东西，一律都定性为秦始皇陵的陪葬墓、陪葬品，而从来就不去进行任何的考古论证，他们之所以敢这样武断地行事，是以下一个假设条件为前提的：在秦始皇陵的封土堆下面，在秦始皇陵的城垣之中，在秦始皇陵的附近广大地区，根本不存在其它人的墓葬。

    被一些人称为“秦俑之父”的著名考古学家袁仲一先生，在2004年4月8日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的《复活的军团》节目中，非常肯定、非常自信地对外宣称：“在秦始皇陵的周围广大地区，根本就没有其他人的大型墓葬”。言下之意就是：临潼县骊山北麓的范广大地区，在上下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之中，它只供秦始皇一个人“独家”享用，在秦始皇陵墓的整个建造过程中，既没有去圈占过前人的坟地，更没有去压毁过前人的墓葬；不管是前代的人和后代的人，谁都不可能在这一个特设的“陵园禁区”之内“落过脚”，因而这是一块绝对不掺“杂”的、非常干净的大陵园。提出这一种观点的用意，当然是为秦俑“定性”这个目标服务的。袁先生在暗示着人们，只要在这个区域内出土的兵马俑、铜车马、石铠甲等任何一样东西，毫无例外一定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品。

    秦俑馆考古学家指责对立观点持有者，以一种“推测想象”的作法，去否定他们传统观点的。那么，人们就期待他们，不再用“推测想象”的办法，而是以一种科学严谨的作风，去论证一下“骊山北麓广大地区没有其他人大型墓葬”、“凡是存在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文物，统统都是秦始皇陪葬品”的这一个说法的可靠性吧！在《袁仲一传》一书中，人们看到一段非常感人的话：“袁仲一始终坚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原则，他写下的每一个字，总结的每一个结论，都有理有据，掷地有声。正因为如此，他对秦兵马俑、秦始皇陵、秦代文化，都作出了自己独特的研究，都被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引用，奉为权威。”这一些话说得是多好、多么让人称赞。都说袁仲一是秦俑学术研究的带头人，他具有这样严格、严谨的学术作风，谁还担心秦俑研究会出什么纰漏？

    然而，有位革命导师提醒我们：“判断一个人，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另一位革命导师也一针见血地教导我们：“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袁仲一先生提出“秦始皇陵周围没有其它人的大型墓葬，所以在秦始皇陵范围内出土的东西，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的这个重大考古结论，是不是真的符合“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原则”的呢？他的这个结论是不是真的“有理有据，掷地有声”的呢？这是一个考古问题、学术问题，要去判断、衡量它们的是是非非，要靠材料说话，要拿证据说话，要用事实说话，凡是与学术无关的语言和文字，首先都必须加以彻底地清除。为此，人们就要以这一个标准，去认真地寻找袁仲一说话的理和据了。

    首先，要使袁仲一的说法成立，至少要进行以下两个方面的考古论证：一是，如果要以秦始皇陵的规模很大为理由，从而断定骊山北麓广大地区出土的文物，都与秦始皇陪葬有直接关系的话，那么袁仲一就应该拿出可靠、确凿的文字记载，证明秦始皇陵本身在建造过程中，将它的陵园建设范围，不断地向外扩大，扩大到当前秦俑馆宣称的四至地界之内。如果有这方面的史料记载，才有可能将这个范围内出土的文物，都视为秦始皇的陪葬品。二是，如果要以骊山北麓大量出土与秦始皇有关文物为由，从而断定秦始皇陵建设规模很大的话，那么袁仲一就必须按照考古规程，对所有的出土文物进行科学的考古论证，确定它们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以上两种做法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所有的出土文物，都要用考古论证的方法，将它们与非秦始皇时期进行有效地割断。

    具体地说，袁仲一应该对这一地区过去已经发掘的墓葬，做一次全面地清理和排查，要以确凿的材料、而不是靠猜测和臆断，去证明它们无一例外的都是秦始皇的陪葬墓和陪葬坑；另外，要对这一地区未来可能发现的墓葬，进行有效的预测，必须有充分的由做出判断，确认这块土地除了秦始皇之外，根本没有被前朝前代、后朝后代任何人所占用。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当人们查阅了袁仲一和秦俑馆其它考古学家，过去所发表的众多研究材料之后，可以发现：他们这些人对于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作过任何形式的论证和说明的。以铜车马为例，在它对外公布的、几十万字的《铜车马坑发掘报告》中，对于铜车马为什么是秦始皇的陪葬品，竟然是只字不提的。他们在不作任何考古论证的情况之下，就一口咬定铜车铜马，就是模拟秦始皇生前专用的安车和辒辌车。

    或许袁仲一等人会说，铜车马坑本身就是在秦始皇陵封土附近挖出来的，兵马俑坑的位置就在秦始皇陵东侧两公里左右的地方，将它们认定为秦始皇的陪葬坑，这不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吗？这难道还要再去搞什么考古论证不成？像兵马俑这么大规模的陪葬坑，除了秦始皇有这么大的魄力、这么大的财力、这么大的国力去进行建设之外，其他任何人都是没有能力去搞的，还有一些考古学家直言不讳地强调，兵马俑坑这么大，只有秦始皇才有资格去拥有它，只有秦始皇才与它相匹配，除非有人能够否定和推翻秦始皇陵，根本就不在骊山北麓的这个地方，否则他们对铜车马、兵马俑等出土文物的“定性”结论，是绝对不会有任何错误的。这就是袁仲一等考古学家，几十年来对于秦始皇陵、秦兵马俑坑、以及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文物，能够拿出来的“定性”材料。

    秦始皇陵附近的文物，就这样被“定了性、定了名”，难道这就是《袁仲一传》书中所说的那样，都是“始终坚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原则，他写下的每一个字，总结的每一个结论，都有理有据，掷地有声”的吗？结论是出来了，证据都在哪里？这其中又有几分称得上证据的证据呢？所谓的“有理有据，掷地有声”都从何说起啊？难道“文物在秦始皇陵附近出土”，就是理由、就是证据吗，难道“秦始皇陵附近，没有其他人大型墓葬”，就是理由、就是证据吗？难道“只有秦始皇有魄力、有财力搞这么大的陪葬坑”，就是理由、就是证据吗？所有的这一些，明明都是拍拍脑袋弄出来的东西，竟然还标榜说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明明是充满着猜测和想象，仍然要贴上一张金色标签，这种做法是完全不能自圆其说的，也是不能够让公众理解和接受的。

    袁仲一和他的支持者，一定会反过来说，既然说我们这也不是，那也不对，反正是没有对的地方。那么，你们也应当拿出证据来才好啊，能不能请质疑者、挑战者、反对者，都能拿出一点象样的、有理有据的材料来，证明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呢？如果你们能够拿得出真正让我们都口服心服的证据来，那么才能证明你们的挑战是完全成功的。不然的话，谁都别想否定和推翻我们已经提出的那一种观点。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只要自己一直不认账，那么谁对他们都是奈何不得的，只要自己不低头，谁都拿他们没有办法的。应该说，从中国几千年来的墓地，尤其是风水宝地，一直你争我夺的现象来看，从历代帝王将相、达官贵人的墓地，都不可避免地要去侵占、压毁、吞噬大量前朝前人的基本规律来看，秦始皇陵园占地的范围内，也应该有大量前朝前人的墓葬。

    可以认为，挑战者的这一种观点，决不是虚构的、无根据地想象的，无数的史料记载和大量的考古资料，都证明这是一个谁都否定不了的客观存在。其实，秦俑馆的考古学家，将秦始皇陵的范围说得越大，反而越能说明被它侵占、压毁、吞噬的他人墓葬就越多，而这一种客观的存在，不管用什么样的理由，袁仲一等人是根本无法否认得了的。只要不能否认秦始皇陵占地的范围之内，有着众多前朝、前人的墓葬，有着众多后朝、后人的墓葬，那么反过来就有充分理由说明：在秦始皇陵内、以及秦始皇陵附近地区出土的各种文物，都有可能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品，都有可能是埋在骊山北麓其他人的陪葬品。如果要证明其中的一些陪葬品，和秦始皇陵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袁仲一就必须拿出经得起检验的材料，加以科学论证后才能够成立，不去闯闯这个关总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