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三月开始，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东风东路与先烈南路之间的建筑工地进行考古勘探发掘，考古专家发现，有一座隋唐时期的砖室墓，整个墓室就直接砌筑于一座大型的东汉砖室墓里面。古人迷信风水，因为这里风水太好，不惜在古墓位置上再修新墓。南京西善桥工地上，发现一座明朝早期的墓葬。让人惊讶的是，这个明朝古墓，竟然摞在一个六朝的古墓上，不过不是整齐地上下压着，而是将六朝墓一部分顶盖掀掉了。湖北丹江口库区进行考古发掘时，考古人员在一座东汉的墓葬下面，竟挖出一座战国时期的墓葬。考古专家分析，战国时期这里就是一个大墓地，到了数百年后的东汉时期，这些墓地，早已被掩埋在地下，人们根本弄不清楚，原来这里就是一块老墓地，看看地上并没有什么标记，后人当然要选择这里作为新的墓地，从而形成了“叠压墓”。

    洛阳邙山地区，地上地下的坟墓，一个连一个，一个压一个，在它七百多平方公里土地上，就像集市“人挨人、人推人、人挤人”一样，也是“墓挤墓、墓堆墓、墓压墓”的。尽管有人在很多坟头上，放些小石头，用砖块压着墓纸，表示这个坟是有后嗣的，期待不被后人当作无主孤坟而受到破坏。但若干年后，这些都是不能起任何作用的，谁要看上这块墓地，总能够将它据为己有。陕西的情况，也是这样的：人们从《陕西通志·陵墓》中看到：西安的近郊一带，历朝历代的墓冢，简直是多如牛马，它说“东西延亘，高塬之上，垒垒皆是，但不知其名耳。”《临潼县志》中，也有“临潼本汉唐近畿地，贵族大家，多葬于此，荒丘断垒，所在皆是，而茫无可考者”的记载。那些年久未修、无人问津的墓葬，被后人、铲平、覆盖、圈占的机率，比谁都更要高得多。

    有人说，中国土地多的是，几千年前人口又少，哪里会有墓葬的矛盾，哪里会去争抢他人的墓地？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其实，在《孙子·九地》之中，就能看到有“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的记载了，说明为了各方的利益，有关争夺土地的现象，在历史上也是经常发生的。《周礼·春官·墓大夫》中，也有“凡争墓地者，听其狱讼”的记载，说明由于众多的墓地侵扰，而引起的“狱讼”官司，早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普遍地存在了，如果依靠双方自身调解，不能解决矛盾的话，各地就需要任命一位“墓大夫”的官员，来亲自进行有关葬地案件的审理工作。从秦汉时期许多墓葬出土的《买地券》券文的现象可以知道：当时的人们，相信即使在冥间，也是墓主、墓伯、墓臽、墓皇等墓官的设置，看来在冥间也是要对墓地权属进行登记管理的。

    从这个角度去看，人们寄希望于冥世间，也能够对墓地进行严格的权属管理。实际上对于他人墓地的圈占、对他人墓地的侵扰，都是阳间世人造成的，冥间的墓皇、墓官，根本就无法对现世的强权进行阻止干扰。中国历朝历代，为了争夺风水宝地，进行的墓地兼并、吞噬现象，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这是一个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根据咸阳西北广大地区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西周时期规模巨大的文王、武王墓地，后来被秦国的国君们占用，都变成秦王陵园用地的一部分了。所以，如果在秦王陵园内出土的各种器物，就不能一口咬定就是秦人的文物：它有可能是秦人的，也有可能是周人的，还有可能是被周陵霸占前人的，更有可能是后人圈占秦墓的，或许是各个时期都有。到底是哪个时期的文物，必须要通过考古论证，而不是靠拍拍脑袋去认定。

    在墓葬用地极端紧缺的情况下，任何人要找一块风水好、面积又大的墓地，唯一可行的办法，不是靠“挤”就是靠“夺”，不是见缝插针，就是争取垂直空间的再利用。因此对于前人墓地的掠夺，对前人风水宝地的霸占，从来都是普遍的、疯狂的。明朝朱桢被朱元璋封为楚昭王，他想占用灵泉山下的一块“五龙捧圣”之地，为自己建造“寿陵”。但是早在唐代，这里已被江夏王李道宗、宰相李磎占为墓地，元代宰相沈如筠坟墓也在此处。有意思的是，这里还是被汉高祖刘邦封为舞阳侯的樊哙将军的安息之地。所以，朱桢要在此处建造陵墓，就要将这些前朝、前代古墓，全部加以平夷、压占、毁坏才行。无论樊哙、李道宗、李磎、沈如筠，当年是何等的威武，但在朱桢看来，这都是一钱不值的人了。墓葬用地不可抗拒的规律性就是：一代压一代，后代压前代。

    这里，验证了一个人人都懂得的道理：“当时则荣，没则已焉”，有的人在世的时候，可以呼风唤雨、作威作福，能够凭借其显赫的权势，去肆意地圈占前朝、前人的墓葬用地，为自己建造新的坟墓。然而，一旦他“殁没”之后，往日的那一种权力支持，终究不可能得以长久维持，其墓地也难保不会被后人平毁，或者被他人墓葬所取代，马肖宗在世时，掌控着兵权，人家自然都害怕他，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他的坟地被宋朝宰相葛洪看中，墓地当然要被吞噬。而且在马将军的坟墓底下，当初有没有压毁过他人墓葬，也是很难说得清楚的。从这个角度去看，在各地的风水宝地上，其实没有一块墓地是绝对干净的，那些风水最好的墓地，不知道埋葬过多少人，有的靠权，有的靠钱得到它，最后都得让位给新的权财拥有者。风水宝地，不会只被一个人永远霸占的。

    可以断言：中国古代墓葬的基本构架，决不是平面的、薄层式分布的，而是立体的、垂直式、挤压式的。在西安地区，人们所发现的古代墓葬，不论是大墓、还是小墓，在它们的墓葬底下，往往都还有更多其他人的墓葬。应该这样认为：中国的墓葬用地，抢占是正常的，混乱也是正常的；不抢、不乱，才真正是不正常的，才是违反土地利用特点的。古代墓葬用地总量的严重不足，是一个最严酷的实际问题，是一个谁也解决不了，谁也不可回避、不可无视的社会问题。谁看不到墓葬问题的这一个本质，谁就不可能去破解历史上许多被用地矛盾，掩盖起来的古代墓葬真相。完全可以相信，如果人们能够从这一个角度，去审视许多历史问题，去研究秦始皇陵的虚实真伪，那么许多尚未弄得清楚的问题，比如铜车马坑、兵马俑坑的归属等问题，或许就能迎刃而解了。

    土地是有限的，可供活人生存的用地、可供死人丧葬的“风水宝地”，又是无限的。有限的资源怎能承载得了无限的消耗。无奈之下，希腊特洛伊城、中国开封城，都出现过不同时代层层相叠的“城摞城、城压城”的奇特城址；与此同时，在古代墓地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唯一能够解缓用地矛盾的，就是出现更多的墓中墓、墓压墓的现象。可以说，西安地区地下墓葬的密度之高，在全国都是罕见的，骊山北麓一带，自从周秦以来，一直都是帝王都城、宫殿、苑囿、陵墓的集中建设地区。在《括地志》一书中有“骊戎故城，在新丰县南十里，殷周骊戎国城”的记载，城址就在秦俑坑的附近；周幽王在骊山北麓建有宏伟宫殿，死后被葬在骊山脚下。《西京杂记》中有“广川王去疾发幽王冢，冢甚高大，羡门既开，皆是石垩”的记载，可见此墓规模也是很大的。

    临潼，一直是周秦、汉唐的近畿之地，所谓“近畿之地”，就是古代国都的近郊地区、以及近邻的府县，它们都是当朝帝王将相、达官贵族、豪杰富商们，建造行宫、进行享乐、外出狩猎的首选场所，他们一旦去世，这里自然也就成了他们进行墓葬的最佳之地。要知道，任何一个朝代的帝王，除了他自己要建造陵墓之外，还有数不清的皇伯、皇叔，皇姐、皇妹、皇子、皇孙，以及三宫六院众多嫔妃，死后，同样也要按照规定的礼制进行厚葬。几千年下来之后，这一类规模的陵墓建设，几乎都要去圈占数量大得惊人的陵墓用地。因此越是风水宝地，就越要惹祸上身，前人占用风水宝地，必将招来后人的垂涎，帝王占用风水宝地，必将成为夺宝者毁尸的主要目标。前人权势碰不到后人，后人的权势却能涉及到前人。唐代的温韜横扫帝王陵墓，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历代的帝王，在建造宫殿、陵墓时，都是要肆无忌惮地去圈占前人、他人墓地的。在《汉书·东方朔传》和刘向《谏起上林苑疏》等，都有汉武帝修建“上林苑”时，大量“坏人冢墓，发人室庐，……斥而营之，垣而囿之”的记载。汉上林苑的前身，是秦上林苑，说明从秦惠文王开始，就开始毁坏前人的墓葬了。在《汉书·刘向传》中，记载着“成帝营起昌陵，增埤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这是披露汉成帝，在骊山北麓修建昌陵过程中，大量压占了前代、前人的墓葬；在《后汉书·五行》中，记载着“恭陵之初造，祸及枯骨，……顺帝作陵，制度奢广，多坏吏民冢”，说的是东汉时期的两位皇帝---安帝和顺帝，在营造泰陵和宪陵的过程之中，都发生过大量毁坏前代、前人冢墓的现象。

    在《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中也提到“中山简王焉，永元二年薨，……为修冢茔，开神道，平夷吏人冢墓以千数，作者万余人”；《晋书·刘曜载记》中也有“曜葬其父及妻，下锢三泉、上崇百尺，积石为山、增土为阜，发掘古冢，以千百数”的记载。刘曜是公元318年，建都西安的前赵时期的一位皇帝，他在安葬自己的两位亲人过程中，就压占了数以千计的前人墓葬。在《后汉书·宦者列传》中，也记载着“侯览者，丧母还家，大起茔冢，夺人宅三百六十所。又预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苏頲《垅上记》也有“郗方回，葬妇于骊山，治墓多平夷古坟，后坏一冢，构制甚伟，器物殊盛”。郗方回是晋朝时候的一位临海太守，他在骊山北麓择地建造坟墓之时，不知不觉的就挖毁和吞噬了许多前代、前人“构制甚伟”的大型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