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立先生曾经著文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最早“发现”秦俑的时间，至少可以上溯到西汉时期，而最早“发现”秦俑的人，就是自西汉时期开始，並且一直延续到明清，乃至近代那一些“挖到、见到、碰到”过陶俑的当地人。请看：连历史上那么多非考古专业的“挖墓人”，一律都已经被张文立先生，看作是秦俑最早的“发现人”。同一位张先生，对于杨新满等人挖井“看见”陶俑。却完全变成另外一张面孔说话了：什么“看见不等于发现”啊，什么他们不认识“秦俑的价值”啊。真不知道他在发表这一些言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与自己以前说过的那一堆“西汉、明清人‘发现’秦俑”的话，竟然是完全矛盾的！

    前脚说话，后脚忘记，只认古代秦俑“发现”、不认现代秦俑“发现”，只认人家秦俑“发现”、不认西杨秦俑“发现”。这是行文的偶然疏漏，还是思维逻辑的错乱失控，人们不去探讨和追寻了！动机可以不谈，但是问题的是非，还是要弄清楚的。西杨村的农民，在打井作业中“看见”文物，上级已经将这一个过程，用文字形式正式地记载下来，並且下发了红头文件，在这一种情况下，农民的这种举动，算不算是典型的文物“发现”呢？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它应该有一个正常的、稳定的、科学的认定标准才好，不然的话，一天一个样，一个人一个样，谁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表态，那还有什么考古学可言了。

    谁都知道，任何一位学者，无论说话、做事、搞学问、写文章，都必须讲究一个“理”字，所谓的“理”，最起码的要求是：思维应当合乎逻辑，说话不能“颠三倒四”。总不应该在自己的著作中，发表两种自相矛盾的秦俑“发现人”的认定标准！在中国的考古史上，有关工人、农民“发现”国宝级文物的记载，是举不胜举的：一九六八年，河北满城陵山上搞工程建设，无意中“发现了”汉代中山王刘胜墓；一九七一年，湖南长沙利用两座小山建造地下医院，结果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了震惊世界的马王堆；一九八二年五月，河南省登封县的农民屈西怀，上山采挖药材时，在一条石缝中“看见”了武则天的金简。

    二〇〇三年一月，陕西省眉县王宁贤等五位农民，在修路取土过程中，一镢头下去，刨出了西周时期青铜器。又有谁去指责过他们，那仅仅是一些简单、原始的体力劳动中的意外所得者，而剝夺他们“发现人”的资格？另外，著名的四川省广汉三里堆遗址，是一九二九年由一位名叫阎清宝的农民，在锄地过程中，被偶然地“发现”的；河南省西峡县世界罕见的恐龙蛋群，是由阳城乡的几个农民，在建造农房，开挖地基过程中被“发现”的，农民将它们称为“石胆”。后来，“石胆”送到了北京，请著名古生物家王鹏教授，对它们进行研究、鉴定。研究、鉴定的最终结果是：那一些“石胆”，就是国宝级的“恐龙蛋”！

    所有这些农民的重大“发现”，都已经载入了正式的史册，但也从来没有人出来说过，这些国宝级珍贵文物的“发现人”，应该是对它们做出过“鉴定、研究、定性、定名”的那一些大专家、大学者、大教授等一批研究人员！应该说，由考古学家们出面“打头阵”，去与农民们争抢“发现人”、争夺“发现权”资格的，除了发生在秦俑身上之外，大概在其它地方、其它国家，可能是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例子出来了。如果，要说西杨村这一块土地上，真的发生有什么“世界奇闻”的话，这可能真的就是一个“世界奇闻”了。人们有理由相信，这种不可思议的有关“发现人”的乏味争吵，既是第一次，也应该是最后一次！

    当然，在这一场争抢秦俑“发现人”的过程之中，张文立、李先登、蔺安稳等许多著名人物，都是以个人名义发表意见的。由于有各种各样的个人背景，有众多让人羡慕的学术光环，媒体当然给他们提供了各种方便，致使他们的书，非常好出，他们的论文，也非常好发表，但是不管怎样，如果在内容上出了问题，在论证上出了差错，这类性质的文质，当然是要自己出来承担的，如果他们是代表单位和部门出来讲话，那就要另当别论了。尽管，他们的本意並不一定就是代表单位和部门，但只要他们一张开嘴，在外人的眼里，这就是权威学者的声音，这就是权威部门的观点，出了问题再进行“切割”，作用可就不大了！

    文/方山人  陈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