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考古学家李先登教授，是认为西杨村农民在打井时，虽然“看见”陶俑，但不能称之为“发现”陶俑的主要学者之一。但是，他在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央电视台播发的《国宝档案》节目之中，对这一种说法，似乎又作出了全盘地否定。李先生作为特邀的嘉宾，告诉人们说：还是在一九三八年的时候，湖南省宁乡县黄材乡的大沩山下，出土的一件非常珍贵、精美的青铜器---商代的四羊方尊，就是由当地叫姜景舒的两兄弟，在田间进行锄地农活时，被偶然地“发现”的。这件轰动一时的特级文物，当时也並没有及时地上交给国家，而是被他们以三百大洋的“代价”，送到县城卖给一家古董店里的老板。

    人们要向这位李先生请教：为什么你毫不犹豫地认为“四羊方尊”，是湖南宁乡县农民“看见”、“发现”的，而偏偏就坚定地认定，秦俑虽是西杨村农民“看见”，但不能称为“发现”？难道他们典型的农民身份、从事的田间作业、出土的过程，有什么重大的、原则性的区别吗？一点区别都没有嘛！因为：他们都是最普通不过的乡下农民，都是在“挖地”的过程之中，非常偶然地挖出了国宝级文物的。应该说“四羊方尊”发现过程，和“秦兵马俑”的发现过程，几乎是一模一样、完全相同的。所以，李先生的“厚彼而薄此”，尊湖北而贬陕西，赞四羊而压秦俑的这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也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

    还有一位考古学家，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秦俑馆研究室主任张文立先生，是西杨村农民“发现秦俑”观点的主要反对者。他在《秦俑学》一书中，还系统地阐述有关秦俑“发现人”的认定标准。他坚定地认为：秦俑的“发现人，应是考古学家为之‘定性、定名’以后的人”。理由是：“发现”这两个字，只能有科学上的含义，只能与资深的专家、学者有直接关系；至于，西杨村当年参加打井作业过程中，非常偶然地挖出一些陶俑碎片，即使是第一批见到了陶俑的农民，由于他们不懂得陶俑本身具有的重大文物价值，当然属于一种无意识的行为，这与那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发现”，完全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张先生所说的话，正是被当作是考古学界，对于秦俑“发现人”问题最具权威的评判意见。经过他的这么一番富有哲理性的解释，立即博得了很多人的赞同和支持，一时间，“看见”陶俑，不等于“发现”陶俑，几乎成了“公论”。在他们的眼中：西杨村那几位打井挖出陶俑的农民，唯一付出的，只是一种最原始的、最简单的体力消耗，所以“见”与“未见”，完全是没有区别的。言外之意，当时究竟是谁先“见到”陶俑，根本就不重要；而真正重要的，是谁最先对陶俑，进行科学的研究，是谁最先对于陶俑进行了“定性、定名”，至于其他要与秦俑“发现人”沾边的人，以四个字作为有力地回敬：“一切免谈”！

    给秦俑“定性、定名”，西杨村农民当然是胜任不了的，对此农民们也确实无话可说。但是“定性、定名”几个字，对从事考古的先生来说，却又是那样的祟高神圣。按照张先生的逻辑，任何地方出土所有文物，它们的“发现人”，都应该是对文物进行了“定性、定名”的考古学家。今后，如果有什么人再提“农民发现”之类的“谬论”，要靠张文立先生出来“反击”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张先生批驳西杨村农民“发现”秦俑的同时，出现了一个让人不解的矛盾，他好像彻底地忘记了，在自己的《秦俑学》一书中，还有一段完全肯定和赞扬古代西杨村的农民，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现”秦俑的精彩文字！

    像李先登教授有着“双重标准”一样，张先生对于秦俑“发现人”的认定，也是有“双重标准”的。在《秦俑学》第76页上，他坚决地否定西杨村农民对秦俑的“发现”；而在第20页上，却又说：“在俑坑上部，有不少后期墓葬，时代最早的是西汉。这些墓穴里，大多都有陶俑残片，说明当时挖墓人已经挖到了陶俑。可见，秦俑坑的最早发现，实非始自今日。”他在告诉世人：对于秦俑“发现人”的认定，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历史上凡是“挖到陶俑的挖墓人”、或者是“见到”陶俑的人，都可以称为秦俑的“发现人”。说看见不等于“发现”的是他，说看见就等于“发现”的又是他，这哪里还有什么是非的标准？

   文/方山人  陈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