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就是说，不管是普通的农民、还是具有“高智商”的考古学家，只要他们有可靠的、而不是臆断的材料，确实能够证明自己有“发现”文物的事实，那么他们当中的一个、或者是几个，理应都是文物真正的“发现人”，而且都有依法享受“发现人”相应的各项权利。这里要强调的是，在评价和认定谁是否具有“发现人”资格的过程中，人们必须十分注重的，应该是一系列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不是被一些人加工、渲染、推演出来的过程；在认定有无“发现”基本事实的过程之中，不能讲究资历、不能讲究辈分、更不能讲究所谓的尊卑，因为这一些，都不是判断、认定“发现”和“发现人”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

    应该说，“文物发现”和“科学发现”，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是不能混淆在一起的。什么叫“文物发现”，在《文物保护法》里面，有着明确地规定。什么叫“科学发现”，人们首先在《科学发现国际登记日内瓦公约》上，看到它的准确表述。为了阐述的方便，人们有必要先对“科学发现”的含义，作一番系统地探讨和研究。该“公约”称，“对物质宇宙中迄今尚未认识的现象、性质和规律的能够证明的认识”叫做“科学发现”。人们在《知识产权实用全书》之中，看到“科学发现”的定义是：“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是对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未知物质、现象、变化过程及其特性的发现认识和规律的总结。”

    人们在《辞海》一书上，看到的一句话是：“本有的事物或规律，经过探索、研究，才开始知道的现象，……叫做科学的发现”。从字面上去看，以上有关“科学发现”的文字表述，都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首先要找准一种“宇宙中尚未认识的现象”，虽然这种现象本身存在的规律、特性，未被人们所认识，但现象已经进入人们的视线了，这就是“找准现象”的过程；二是，对前一阶段发现的“现象”，继续进行深入、广泛的科学“探索、研究，找出它们固有的变化规律”，并形成经得起检验的认识（成果），这是“研究现象”的过程。“找准现象”和“研究现象”，在“科学发现”中是紧密相连的。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意思就是：没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任何事情都是做不好的。所谓“失之厘亳，差之千里”，也是强调这“第一步”工作的重要性。既然要“找准现象”，首先就应掌握别人没有掌握的问题，使“第二步”工作，做到有的放矢。如果抛开“看见”、排斥“看见”，侈谈什么“科学发现”，实在是一种有违事物发展规律的重大错误。“科学发现”的第一步“找准现象”，实质上就是“发现问题”的阶段；而第二步“研究现象”，实质上就是“研究问题”的阶段。如果自己什么都没有“看见”，自己根本不与“发现问题”直接有关，那么他要去充当“科学发现”的“先导者”，实在是名不符其实。

    其实，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关于“发现”的文字记载了。他在《史记·天官书》里说：“日月晕适、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大运。”什么是“发”呢？《礼记·礼器》里有“故君子乐其发也”的话，《荀子·礼论》里有“是凶吉忧愉之情，发于颜色者也”的话，所以“发”就是“见”的意思。什么是“见”呢？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说得很清楚：“见，视也”；在《辞海》说得更明确：“见，同现”。由此可知：“发现”的本身，实际上就是“发见”的意思。总而言之，“发现” 首先要与“见”、“视”直接发生关系，没有最初的“看见”和“视见”，那就谈不上有任何“发现”的意义了。

    文/方山人  陈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