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蔺安稳先生，也能加入到秦俑“发现人”的行列中来呢？除了学术界已经申明的理由之外，还有以下材料作参考。著名的考古学家王学理先生，曾担任过秦俑考古队队长，他在《轻车锐骑带甲兵》一书里，根据蔺安稳先生当年给中央所写《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的“内参材料”，揭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秘密，书中说道：“这是关于兵马俑的首次报道，作为执笔人，蔺安稳所做的定性描述，是在既没有权威人士肯定，也没有考古学家确认的情况下做出的，可以说是先于考古定名的‘独步’。适时地把秦始皇陵出土武士俑的这一重要信息，捅出了封闭的陕西，从而引起高层的重视，这一报道也当居首功。”

    在这里，王学理先生非常严肃、郑重地告诉世人，当年新华社记者蔺安稳先生，在“内参材料”上对于秦俑“定性描述”的内容，并非来源于任何一位考古学家，更没有得到学术界权威人士的首肯，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是蔺安稳先生自己“独步”进行的。所谓“先于考古学家定名的独步”，指的就是蔺先生所作的秦俑定性，与考古学家们无关，与学术界的权威人士无关，这仅仅是由蔺先生做出的一种非专业的定性描述而己。这种非专业的定性描述，和科学意义上的考古专业的定性论证，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对这么一个重大事件的报道，居然没有得到任何一点考古学界的背景支持，就要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了。

    在岳南先生所著《西部埋伏》一书第11页中说，当年断言陶俑属于两千多年前的秦代，完全是蔺先生自己的意见。二〇〇六年十月十二日，一位叫长河的先生在一篇题为《浅论新闻敏感与新闻工作责任感的关系》的文章中，也明确地指出：“蔺安稳先生能首先报道‘世界第八奇迹’秦始皇兵马俑，关键在于他通读了《史记》、《资治通鉴》，对其中精彩章，能脱口而出；对秦始皇陵的内部陈设，相当熟悉，所以他一眼就能断定武士俑，是稀世之宝。”人们可以得知：秦代武士俑的“定性、定名”和秦俑“稀世之宝”价值的认定，都是建立在蔺先生有深厚学术功底的基础上，而由他独自一个人“一眼就断定”出来的！

    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难道还不能说明他就是为秦俑“定性、定名”的第一人吗？如果一定要将秦俑“发现人”与“定性、定名”相连，那么这一顶“发现人”的桂冠，看来一定要戴到蔺先生头上去了。不管考古专业人员认可不认可，不管学术界权威人士肯定不肯定，蔺安稳先生当年对于秦俑的“定性、定名”，已经被传颂了几十年，考古学家和权威人士，对他有关秦俑的“定性描述”，也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蔺安稳先生的观点，自然也就与考古学家们融为一体了。让人很难理解的是，既然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为什么王学理先生还要加以特别地说明。这是一种赞扬、还是在进行切割，人们是不得而知的。

    正是这一种赞扬、或者切割，反倒是有力地说明了：非专业人士对于秦俑的“定性、定名”，也是有很大发言权的，也是能够“先于”考古人士，甚至还要“高于”考古人士的。从现有的材料来看，让他成为秦俑“发现人”，会比赵康民、袁仲一等人都更能使人信服。因为，只有他才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功居首位的、並且真正能认识到秦俑“价值”的第一人。直到不久之前，蔺安稳先生自己还亲自撰文说过：“若是打井的农民，和水利队的相关人员，都享有秦俑‘发现权’的话，那么其他的房树民、丁耀祖等人，还有拉架子车，送秦俑碎片到县文化局的人，这些直接参与‘发现’的人，也应该享有‘发现权’才对。”

    按照蔺先生的说法，拥有秦俑“发现权”的人群，不应是狭窄的，它像一张大网，一网下去，不管大鱼和小鱼，统统都是秦俑的“发现人”。有一位记者先生，去采访当年公社党委书记付永仁时，也提出了一种类似的看法，他说：“那时，如果没有农民偶然的发现、公社的保护、文化局的认定、中央的重视，媒体的报道，也不可能有兵马俑的名扬天下，所以‘发现人’应该是与此相关的所有人。”看来，就像冬天里的滚雪球那样，秦俑“发现人”的范围，一定会越滚越广。有人恨不得，将当年与秦俑有关的所有人，统统张罗到秦俑“发现人”的大网之中，这就叫做“大锅饭很香，人人都有机会吃，人人都要争着吃。”

    文/方山人  陈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