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高级记者蔺安稳先生—--首先要说明，先生本人没有在任何场合，说过自己就是秦俑“发现人”的话。由于考古学家提出，秦俑“发现人”的科学认定，与当年对秦俑进行的“定性、定名”，必须直接掛钩才能算数。现在，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了，正是他与秦俑的“定性、定名”，有着最紧密的关系，所以在秦俑“发现人”成为一个敏感问题的时刻，自然而然也要把他列入“发现人”的候选名单之中来。为什么要把蔺先生牵涉到这一场争论中来呢？这是因为，当年他是以一种很不寻常的背景和身份，去接触那些陶俑，並把这一个重大信息传向北京的。应该说，他也是秦俑“定性、定名”之中的一位关键性人物。

    蔺安稳先生，是临潼县的北田乡渭阳村人，一九六四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同年分配到新华通迅总社工作。在他三十三岁那一年，由于采写了一篇《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的“内参材料”，获得中央最高层领导的重要批示，而一时名噪海内外。从此之后，他一直被公认为是第一个向国内外，真实报道了秦始皇兵马俑出土消息的新闻工作者。事业上的这一种非常重大、特殊的贡献，使得他后来有机会担任中国新闻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高级编辑，並且还荣获了令人羡慕的“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的光荣称号。应该说，在秦俑“发现人”的这个问题上，他也应该是一位拥有很大参与权和发言权的人物。

    蔺先生一直关心着秦俑“发现人”的争论和事态的进展，对于这个问题，也明确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二〇〇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他在《西部时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赵康民应是第一发现人》的文章说：“秦始皇兵马俑的最早‘发现人’应该是谁呢？是谁最早‘经过探索、研究’，知道了秦俑价值的呢？……发现，是一种高智商的劳动，要有知识作为基础。……它是通过智力，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得来的，属于‘知识产权’。打井的农民，认识不到用泥巴烧制而成的瓦人碎片是宝贝。赵康民则不同了，他把收集到的破碎瓦片，经过拼对、修复，恢复了秦俑的原貌，这一创造性的劳动，是通过他的智力活动来完成的。”

    对秦俑进行“高智商的劳动”、“具有知识产权”的字样，骤然间展现给世人面前，人们是没有预料得到的：为什么农民打井挖出碎片，不属于“高智商”劳动，不具有“知识产权”；而将这些碎片一块一块拼凑起来，恢复了原貌，就属于“高智商”劳动，就具有“知识产权”了？拼凑一个陶俑，的确是一件很麻烦的、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一定要将这一项工作，无限地“拔高”，然后贴上一张“高智商”劳动的标签？对此，学术界的许多先生，是这样评论的：考古人员拼接、修复破碎的出土文物，是人人都必须掌握的基本功，是一种纯技术性的操作，既不是“高智商”的劳动，也谈不上应该享有什么“知识产权”。

    为什么一定要说：农民打井过程中，挖出大量的陶俑碎片，是一种简单的、无意义的“劳动”，而考古学家在室内进行拼接，就变成了一种复杂的、有意义的“创造性劳动”了呢？要知道，如果在那些陶俑碎片上，本身就刻有具体的年代，人们一看便知，犯不着运用“高智商”，再去捉摸什么事情；如果在陶俑碎片上，根本就没有年代的信息，那么不论你的“智商”有多高，也无法准确判断它的真实年代。有人或许会说，使用仪器探测一下不就行了吗！如果当年是用仪器探测的方法，确定陶俑碎片的年代，对考古学家来说，问题就变得更简单了，因为那是一些仪器探测的结果，而与考古学家的“高智商”亳无关系。

    当年的情况是，认定陶俑属于秦始皇时期，既不是用仪器探测，也不是由考古学家，按照考古规程进行考证确定下来的。因为，出土文物的断代、定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单凭一些陶片，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于是，有人提出新的标准：谁认识到秦俑的价值，谁就是秦俑的“发现人”！其实，“秦代武士俑”这个“定性、定名”的专用名词，从现存大量文献资料中去查找，恰恰是在蔺安稳写给中央的“内参报告”中首次出现的。应该说，有关秦俑“定性、定名”的真正源头，不在别处，不在别人，而在由蔺先生所撰写的材料之中。所以，有人认为：只有蔺安稳先生，才是秦俑“发现人”最适当的人选。

    文/方山人  陈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