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李先登先生的观点，这个“学界”人士，只能指他们自己所属的“学界”，而且还必须是研究秦俑的考古学家，不是考古学的“学界”，不是专门研究秦俑的专业考古学家，统统都应该与秦俑的“发现人”亳无关系。另外，由于赵康民先生很早就离开了秦俑考古队，更不是秦俑研究的主要“当家人”，加上“探索、修复、鉴定、试掘”，与秦俑的“定性、定名”，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所以赵康民的秦俑“发现人”的地位，是完全不能与袁仲一先生，去相提並论的。大概就是由于这一个因素起到了主导的作用，因而在“学界”内部，对于秦俑“发现人”的认定中，产生了一个“舍赵”而“求袁”的意向。

    现在看来，既然大家都十分坚定地主张，秦俑“发现人”的确定，一定要与秦俑研究“掛钩”，一定要与秦俑“定性、定名”紧紧相连，一定要与能否认识秦俑重大的“价值”为先决条件，那么在综合了以上的各项条款之后，只有袁仲一先生一个人是与之是完全合拍的，只有他具备了将秦俑“发现人”的桂冠加到头上的资格。看吧，袁仲一先生什么都得到了：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秦俑博物馆馆长，秦俑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国宝级的人物”，还有一个万人仰慕的“秦俑之父”的金色光环，这种众人推崇、红得发紫的荣耀和享誉海内外的最高声望，是赵康生先生及其它任何人所望尘莫及的。

    袁仲一被称誉为“秦俑之父”，应该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古今的科技发展史上，所有的“科学之父”，都是各个领域中的顶尖人物，而且他们的正式“成果”，也是完全经得起科学检验，而不会出现任何一点差错的。袁仲一如果配当“秦俑之父”，就必须在秦俑整个“问世”过程中，起到一种别人不能替代的“催生”作用，或者做了一系列“超前性，开创性”的工作。否则，“父”从何来，“子”从何出？应该说，“秦俑之父”是很不好当的，因为在秦俑“定性、定名”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上，如果没有非常出众的表现、没有作出一种特殊贡献的话，那么人们所尊敬的袁仲一先生，对它也应该是受之有愧的！

    “秦俑之父”的尊号，从一九九六年开始，已经被人喊了足足十几个年头，从来也未见到本人出来，进行过任何形式的“谦虚”。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的《西安日报》之上，袁件一先生便直接以“秦俑之父”名义出面，去批驳陈景元的学术观点，这就充分地说明袁先生本人，并不认为接受“秦俑之父”这一称号，会存在什么样的不当之处。有理由相信，袁仲一先生“秦俑之父”的美名，已经响彻整个世界，但愿这位“秦俑之父”，与古今中外任何一位“科学之父”一样，能够经受得住各种学术上的冲击和考验，在不断地探索和研究过程中，能够按照科学的规律和精神，再去攀登一个个秦俑考古事业上的新高峰。

    袁仲一先生如果要确保秦俑“发现人”的牢固地位，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秦俑研究的整个过程中，不要出现任何一点大的差错，尤其在秦俑“定性、定名”的相关问题上，更不能出现任何一点学术上的大纰漏。因为，“秦俑之父”具有一种学术上绝对偶像的性质，是属于国宝级的一种特别优秀的学术大师，因而他所说的每句话、每个字，都应该是经典的、权威的，都要允许任何人刨根问底，允许任何人毫不留情地挑毛病的。袁先生对秦俑的“定性、定名”的各个环节，如果经不起公众的挑战、经不起科学的检验，那么他在学术上肯定是要摔跤的，而传言之中“秦俑之父”的那种美好称誉，必将很快变成一个“泡影”！

    文/方山人  陈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