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潼县博物馆馆长赵康民先生----他说，当年临潼县文化局接到下面的报告之后，负责文物管理工作的他和王进成、丁耀祖等三人，就火速赶往打井现场。现场情况，确实比较混乱，井上乱哄哄的，围观的人很多，地上随手都能捡到陶片，更让他们震惊的是，井里还有几具比较完整的陶俑躯体。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把散落一地的陶片，尽量地收拢起来，以便进行集中保管。随后，他又吩咐村里干部，一定要保护现场。第二天，他让农民用铁筛子，将打井过程中堆成的积土，又重新细细地过筛一遍，目的就是可以筛出更多的陶俑碎片，并找出可能混杂在泥土之中的小铜镞等其它的文物，以便使损失减低到最小的程度。
有一部分已经被农户取走的东西，经过多方的说服和动员，也一一被送了回来。与此同时，他们再次下到井底之中，对井壁上可见部分的文物，再进行一番初步的清理。总之，在近一个月时间的工作中，他们是严格地按照田野考古规定的程序，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的。为了弄清俑坑的情况，在五月初，又到现场做了二十多天的发掘，范围扩大到南北长16.85米，东西宽7.85米，结果又出土了一批文物。这时赵康民，看到陶俑的头像那么大，躯体那么大，估计陶俑的整体形象，一定会与真人大小相当。与真人大小一样的俑，古书上都叫做“象人”，虽然这方面的记载有很多，但是相关的实物资料，却从来也没有见到过。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要将那么多的陶俑碎片，一块一块地按照原样、原缝拼接起来，其工作量之巨大，修复技术的复杂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经过几个月时间的努力，终于将数以千计的陶俑碎片，统统都安然就位。中国第一批完整的、透出人气的、尽善尽美的武士整体形象，就是在他的手中复原而成、並且重现于世的。秦俑，作为一项重大的考古奇迹，与赵康民先生的辛勤、智慧的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秦俑的问世，並非来自虚幻之作，它有一个“再造”的过程，有一个赋予秦俑第二次生命的“再现”过程，而正是赵康民先生，给秦俑获得了这种新生，使秦俑恢复了本来已经失去的光辉。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同志，来到临潼博物馆视察工作时，曾经高度赞扬了赵康民先生的感人业绩，对于秦俑的修复过程中，做出的这种重大贡献，给予了完全的肯定。他对赵康民说：“你给国家立下了大功，人民是会永远记住你的。”当赵康民十分谦虚地回答“那是农民打井发现”的这一句话时，谷牧同志立即作了一点修正与补充，他告诉赵康民先生：“西杨农民打井虽然挖出了陶俑，可他们不认识它的价值，你认识到陶俑的价值，所以你就有功嘛！如果是让我给碰上了，那我就一点也不认识，所以我也就无功可言嘛！”。陈老撰文说：赵康民先生有资格、称之为真正的“秦俑之父”。
这样一种崇高的尊号，对于赵康民先生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也是当之无愧的。赵康民早年学过美术，搞过建筑施工，几十年来一直在临潼博物馆工作，这就使他与秦始皇陵及附近出土的文物，有着最直接、最紧密的联系。在考古学领域之中，谁都知道他是一位对秦陵、秦俑最有发言权的、响当当的考古学家。他也经常用自己掌握的建筑知识，去探索和研究秦始皇陵的工程问题，这在考古界应该是首屈一指的。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和陈景元有着许多共同的语言，也正因为如此，使他们两人在一起，经常会谈得眉飞色舞，而成为真正的朋友。自从出现了秦俑“发现人”的纷争之后，赵康民先生也忍不住出来表态了。
从考古专业的角度看，他是一位最先到达西杨村打井现场的考古学家；后来有人告诉他说，《辞海》一书载有“科学发现”的一则条目，对“发现”的定义和特点，有很具体的表述。经过一番对照、思考和分析，他认为自己应当是“探索、修复、鉴定、试掘秦俑的第一人”。在谁是秦俑“发现人”问题，波及全国之后，他坚信自己确实具备秦俑“发现人”的一切条件。此说一经提出，立即受到很多考古学家的认同和肯定！于是，他在临潼博物馆的秦俑展厅里，摆上了签名售书台，加上他当年修复秦俑的工作照，极其真实、感人，游客与他合影的机会就更多，签名的费用又非常之低，所以这里的“场面”是很火爆的！
文/方山人 陈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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