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西杨村生产队，属于晏寨人民公社管辖。公社的领导们，接到了县里下达的这项紧急任务之后，当然积极地进行各项具体工作的安排。与此同时，下属的有关村组，谁也不能甘居落后，也都全面地落实本村、本队的打井计划，保证做好打井作业的大包干。由于领导的决心很大，农民们的干劲十足，各项任务都被安排得有条有序。根据上级的工作部署，西杨村生产队里也挑选了强劳力，组成了一个九人专业打井队。当时的情况是；这顶工作由生产队的书记杨建成亲自挂帅，由生产队队长杨培彦、民兵队长杨新满两人具体负责。经过认真地研究和精心地准备，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被确定为正式开工的日子。

    奇迹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农民们在村南约一百多米处的小河沟旁边，共同找准了相关的井位之后，立即全面开展了紧张的打井作业。一直挖到第四天，没有任何异常，但到了第五天，农民们在三米深处的土层之中，首先看到了一些红烧土和炭灰的痕迹，再继续往下深挖，竟然挖出了一个陶俑的头，紧接着又挖出陶俑的手和残断的腿，另外还有一大堆的陶俑碎片、铺地砖及铜箭镞。他们在井下用镢头慢慢地挖，用手轻轻地将文物拿了出来。从己经正式公布的文件及大量研究资料来看，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也就是西杨村农民挖出陶俑的这一天，它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发现”秦俑最具体、最准确的时间。

    在挖出陶俑碎片不久，生产队长立即做出了停止打井作业的决定，并且派人向公社领导作了汇报。当年公社书记玉林省、公社主任付永任等人，至今都能够加以证实，他们接到西杨村的报告之后，也及时地向县里作了反映，请有关部门到现场进行处理。现场的文物，还是由杨新满等人用架子车，送到县城上交的。当时县里有关人士，见到这些文物，夸奖农民说：“这些东西要真是秦代的话，那么你们也就功德无量了。”这一些情况都说明：临潼县的文物主管部门，对于西杨村农民们“发现”秦俑的事实，在当时是完全给予一种正面支持、肯定和赞赏态度的，至少没有任何人对他们说过半句不恭、不满、和非礼的话。

    正当谁是秦俑“发现人”问题，再次提了出来，杨新满等农民的诉求理由，遭到一些单位和部门，一致否定的时刻，唯一能够公开出来说一句公道话的，大概只有现任的秦俑考古队队长张占民先生了。他明确地指出：在自然科学领域里面的“发现”，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界定，而对于文物的“发现”本身，由于经常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特殊性，就要非常慎重地加以处理了。也就是说，这两种“发现”之间的含义，决不能混为一谈，而应该有一定的区别才对。众所周知，秦兵马俑，是西杨村的几位农民，在打井时碰上的，是被他们最先挖出来的，不管叫做“瓦人”也好，“秦俑”也好，谁都不能说他们不是“发现人”！

    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最能说明本质问题的，既然是农民最先“见到、触到”了井内的陶俑，为秦俑向全世界的展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那么西杨农民的历史功绩，当然是谁也不能加以否定的。在今天正为“谁是秦俑真正发现人”问题，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张先生所发表的这个意见，不仅是公平、公正、合理的，而且还确实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他曾经十分感慨地说：“如今的当事人已年逾古稀，有的已经过世，所以认定秦俑‘发现人’的工作迫在眉睫，考古界有责任给历史和后人，作出一个交待，而不该把这个谜团，留给后人去破解。我们这一代如果不能搞清楚，事过境迁之后，我们的后人怎么还能说得清楚。”

    文/方山人  陈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