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光天化日之下，难道真的就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不让陈景元先生出来说话的吗？应该说，陈先生的名字，不是最近才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在此之前的众多报章、杂志、书籍之中，他是一位经常遭到指名道姓攻击、批判的对象，而要说到主要的罪名，仅仅只有一条，那就是他一九八四年，在《大自然探索》杂志上，曾经发表过一篇否定秦俑“定性、定名”的文章。他们认为，陈先生发表的意见，大方向搞错了，内容太离谱了，有损于顶级权威的形象。作为一种惩戒性的措施，他的任何反驳、申辩一类的文章和言论，从此就都被严格地“管束”了起来。因此，他也早就已经变成一个只能睁眼的活“哑巴”！

 

    有人或许会说，这件事情又能怪得了谁呢？要怪就只能怪自己的“不识相”才对啊！当然，要是陈景元的学术观点站不住脚，那么让他吃一点苦头，也是应该的，谁让他的学问没有做到家，就到处去乱嚷嚷，从而造成一些学术上的大混乱，这不叫做“自寻烦恼”又叫什么？说句实在的话，如果陈的观点确实有错，也应该让人家把研究成果拿出来，让人家把话说完，然后再请对立面的先生们，提出有针对性的反驳意见，只有这样才能让他输得口服心服啊！但遗憾的是，这么多年了，根本就不给他有说话的机会，不给他有任何辩解的机会。由此可见，他是被封上嘴巴之后，又糊里糊涂地被判处了学术“死刑”的一个人。

 

    在法院的案件审理中，即使作为一名当事人，都享有充分的陈述权、轮回辩论权，可是在学术论坛上，这一切都不存在了，学术上的死刑，竟然是由学术上的被挑战者策划出来的一种学术迫害。然而，陈先生没有停止自己的研究，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环境之下，用翔实的材料、以严谨的论证，完成了自己的学术专著，他坚信：学术是无时限、无国界之分的，任何学术研究成果，应该受到公众、受到时间的严格检验，凡是禁止外界前来进行评论的、凡是认为只要“钦定认可”的学术结论，就永远不受冲击的做法，与时代进步的精神，都是背道而驰的。学术上是非的标准，不在于权势的大小，而在于学术功底的深浅。

 

    老人说：秦俑的“定性、定名”是否正确，既关系到秦俑“发现人”资格如何认定；更重要的，它也标志着一九七四年秦俑“定性、定名”的各种非学术因素，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是否还享有不受抨击的特权。如果让陈老把与当年秦俑“定性、定名”大相径庭的话，统统都吐出来，那是肯定要引起轰动的：由于他传奇式的秦陵、秦俑研究经历，加上一系列鲜为人知的秦俑争论内幕的披露，迟早要在国内外，掀起一场轩然大波，甚至是要引发一次学术的大地震。这样一来，不可避免的是，一定会让当年许多秦俑研究的头面人物，及其他们背后的主要支持者，感到极端的尴尬和被动，会让许多当事人，从此脸上无光。

 

    这就是，长期以来必须对陈老采取“学术禁锢、学术封杀”的主要原因吧！在他的学术成果被长期“埋没”之后，当年的那种“定性、定名”，就具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性，任何与它相悖的声音，自然要被踩在地下，而“永远”不得翻身。学术问题被政治化之后，秦俑“定性、定名”被染上了一种学术“任我行”的狂傲性，凡是有不赞同这一“定性、定名”的人，完全是不能发出半点声响的。这一研究领域的掌门人，也很不希望再有更多人，前去深究秦俑有关“定性、定名”的原委。谁能想到，为了与农民争夺“发现人”的资格，却有人又将“定性、定名”，搬到台面上来，不能不说这是违背“上面”本意的。

 

    历史是无情的，尽管那一些考古学家，用“定性、定名”作为一种手段，可以将西杨村农民们，对于秦俑“发现人”的诉求，莫明其妙地打压了下去。但与此同时，却不由自主地也将当年秦俑“定性、定名”，完全暴露在天下千百万人的众目睽睽之中。将几乎被人忘却的秦俑“定性、定名”，重新推向学术的平台之上。它使人们有正当的理由，去审议当年秦俑“定性、定名”的正确性，使秦俑“定性、定名”，不应该再视为学术的“禁区”，它应该允许人们发表不同意见。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秦俑问题，有可能会再次“触礁”的。正当有些人举棋不定的关键时刻，陈景元先生出来声称：我还有很多的话要说！

 

    文/方山人 陈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