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告诉记者，尽管自己很久没有说话的机会，但是他已经准备好上百万字的论证材料，即使这一些意见，没有人敢于正式地加以发表，他也要将它粘在墙上、贴在网上，发给朋友，传向世界，以便让千千万万的民众，都能够了解当年秦俑“定性、定名”的真相，不仅要还秦俑一个历史清白，同时也给无故受到屈辱的西杨村九位农民，说上几句没有人说过的真心话。咋看起来，南京的这位老先生，怎么会与西安的那个俑坑扯上了关系？秦俑“定性、定名”，完全是考古学家的事情，跟你这个不是学考古的陈景元，怎么可能发生值得世人关注的学术纠葛？陈景元的这种举动，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学术狂人正在发病呢！

 

    然而，等到大家真的了解全面的情况之后，一定会纠正刚才的那一种说法的，而且还会感到人们这是在错怪了陈老先生。原来，他并不是一个无知的、盲动性很大的学术挑战者。因为，在五十多年之前，他是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的学生，出于一种建筑专业本身的特殊敏感性，让他对秦汉时期的各种建筑，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一九六一年六月，在他参加临潼县的城市总体规划工作期间，就到现场去，全面地、深入地调查过秦始皇陵，当年也是第一个构想了秦始皇陵森林公园的规划者。他对于那边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及其相关文史资料的熟悉程度，加上介入时间的长久，远远超过秦俑馆每一位考古学家。

 

    他认为，对于秦始皇陵进行科学研究的主体，应该是建筑学家和建筑史学家们，而不是其它的任何相关专业。这是因为：秦始皇陵本身的工程建设，完全属于建筑科学的研究领域之内，古代建筑大师们所设计的很多陵墓图纸及其各种施工模型，仍然完好地保存至今，就是一个最为有力的证据。陈景元学了六年的建筑学，搞了几十年的工程设计，具有坚实的建筑理论，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就为他从建筑学的角度，不断地关注、研究秦始皇陵和秦俑坑，奠定了可靠的基础。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占有资料的不同、论证方式的不周，他的许多研究成果，当然是别开生面、别具一格的，总会给人一种突破传统的新感觉。

 

    然而，在以传统观念为蓝本的史学体系中，在以大量文学作品、传说故事为基础的历史构架中，他几乎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与流行的固有观念“格格不入”的，甚至都被很多人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他与官方公布的学术观点，往往是互相抵触、水火不容的，因此等待他的命运，也是“十分可怕”的。如果，秦俑“发现人”的争论，不与秦俑“定性、定名”挂钩，他也不想出来说些人家不爱听的话，免得再去引火烧身，自寻烦恼。但是，偏偏有那么多考古学家，以对秦俑进行了“定性、定名”为由，去不断地否定西杨村农民“发现”秦俑的历史功绩，不断地将秦俑“发现人”的桂冠，拼命地往自己的头上硬套。

 

    陈先生之所以要出来“打抱不平”，是因为西杨村的九位农民，实在挺不起腰杆来，去回击考古学家们歪歪“理念”的强大攻势。考古学家用秦俑“定性、定名”的这一根学术大棒，几乎击倒了外界所有去争夺“发现人”的竞争对手。谁要去为农民们说话，为农民的申诉“鸣锣开道”，首先就要将套在考古学家头上的这个“光环”，彻底地加以否定和推翻。而在陈老看来，自己是担当这一重任最合适的人选：因为，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之中，他一直进行着“逆向”的研究工作、并与西安方面“对着干”的。如今，这一些材料都能派上大用场，他也有信心通过学术争鸣，将秦俑“定性、定名”问题，完全弄个水落石出。

 

    应该说，现在的学术环境，有了空前的改善和提高，在一个改革开放的盛世年代，人们有一些什么学术观点，想不想拿出来发表、以什么形式来发表，这是个人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对此别人是不能说三道四的；与此相反，如果自己有不同的学术观点，而偏偏有人要出来进行阻挠、压制，千方百计地不让他发表，这其中就一定会存在着许多不正常、不合拍的“关系和门道”了！更何况，陈老先生所主张和要求的这一种学术争鸣上的“言论自由”，完全没有一点点出格、或者失当的地方，再加上他的文章本身，确实也挑不出任何违法、违制的相关内容，所以这样一种性质的“言论自由”，是没有任何理由加以限制的。

 

    文/方山人  陈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