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不知发生了什么异常情况，不知接到来自何方的指示精神，本来一场轰轰烈的有关秦俑“发现人”问题的争论，在事先没有任何警示的情况之下，竟然被悄悄地、完全地“熄了火”。请看：展示在世人面前的有关“发现人”问题，都被冷却、搁置在一旁、从此再也无人去收拾“残局”了。这种有始而无终的争论，不能不说是一个离奇的、极不正常的现象。在这一个时刻，人们产生了一种莫明的联想：原来自己最关心、最期待的一些问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恐怕不可能有任何满意的答案。照此推断下去，过不了多长时间，大概也不会有人主动“挑头”，再去谈论这类问题了。

 

    人们有理由怀疑：先前大家争过来、争过去，只是一场既无意义、又无结果的充满虚假成分的大“嘴仗”，并不解决任何实貭性的、有积极意义的问题！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难道这场争论，只是有人一时的心血来潮，出来喊喊几句空洞口号、压根就不期待会产生实际结果的盲动行为？这场有头无尾的“发现人”风波，给人们遗留下来的缺憾和疑问，也实在是太多了。很多人于是在猜想：这里，是不是隐藏着一个天大秘密，如果问题不解决就“鸣金收兵”，是不是意味着其中有一方当事人，认为已经完全达到了“预定”的目标，或者是其中的一方当事人认为，如果争论再向前推进一步，或许会使自己陷入“绝境”？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就让人们去看一看，在当前进行的秦俑“发现人”争论之中，有谁已经达到了自己“预定”的目标？难道，是西杨村九位农民的一切诉求，都有了一个最满意的结果啦？显然不是这样，因为那么多的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的单位，对西杨村农民的各项要求，从来没有做出过任何积极的、正面的响应！他们对于秦俑“发现人”资格的呼吁之声，还远远没有被更多的人，尤其是根本没有得到一些考古学家的理解和接受。对西杨村的九位农民来说，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无奈结局，除了一声声无力的叹息之外，他们哪里有什么理由，为自己的奔波而感到一丝的宽慰，要知道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的一样东西。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顶级专家和权威人土，他们所提出的“只有对秦俑进行了‘定性、定名’的考古学家，才是秦俑发现人”的这一种观点，却很少有人能够出来，给以正面地、有力地批驳。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这种主张和说法，在外界的舆论方面，似乎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明显的舆论优势，已经完全偏向于他们的这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再没有人能够驳倒这一种说法，那么他们原先所设定的那个重要“目标”，应该算是达到了！因为，只要“秦始皇兵马俑”这个“定性、定名”不被推翻，只要人们不去深究“定性、定名”存在的各种弊端，这就是“一锤定音”了，就是一个最为理想的结局了。

 

    眼看着秦俑“发现人”争论的帷幕，已经慢慢地降落下来，然而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是，在身居西安千里之外的古都南京，有一位不起眼的、名叫陈景元的白发老人，愤然地告诉一位来自北京的记者先生说：有关秦俑“发现人”的争论，怎么能够就亳无声息地停止下来！老实说，即使其他所有的人，再没有什么话，要继续地往下说，他却还有很多意见，没有来得及说出来。因为，有关秦俑“定性、定名”问题，过去是一个学术大盲点，只有他进行了一番“逆向”的研究工作，现在一些人以给秦俑“定性、定名”为由，拼命和西杨村农民，争夺秦俑的“发现权”，这就使得他下定决心，立即出来为农民说上几句公道话。

 

    外人或许并不知情，在以往的几十年中，陈景元和西安一批考古学家之间，对于当年秦俑的“定性、定名”，一直存在着许多重大的分歧意见。尤其在一九八四年，他的《秦俑新探：俑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的文章发表不久：西安的考古界人士，不接受他的观点，在匆忙地组织一次“学术讨论会”，並且以会议名义“一致否定了陈景元的观点”，紧接着就关上了学术争鸣的大门，不让他在秦俑“定性、定名”的问题上，再有继续发声的机会。从此之后，人们再也看不到他为自己观点的申辩文章了。现在，由于西安方面自己主动将秦俑的“定性、定名”问题，推到了公众的面前，这使得他无法继续沉默和忍受下去了！

 

    文/方山人  陈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