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〇〇四年前后的几个月时间之内，我们这个国家，曾经围绕着当年陕西省临潼县西杨村----下和村一带出土的兵马俑问题，爆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声势浩大的、规模空前的大争论。这一场争论的主要议题是：那些已经美誉全球的兵马俑，到底是由谁首先“发现”的；而争论的主要症结和焦点，归结为一点就是：到底是谁，才有真正的资格，称之为兵马俑的“发现人”。在这场有关秦俑“发现人”的你争我夺之中，双方已经亮出的主要当事人，阵势是十分清楚、明朗的：一方面，是当年曾经参加过打井作业、并且挖出秦俑的西杨村杨新满等九位农民；另一方面，则是进行过报道和参加发掘的一批资深考古学家。

 

    一时间，从国内到国外，从中央到地方，从东南沿海到西北高原，漫天遍布的众多媒体，对于秦俑“发现人”各种不同观点的报道文章，就像阵阵飘舞的雪花，覆盖了整个星空大地。亳无疑问，这是当时一个被人们关注的热门问题。请看：一方面，人们在街头巷尾，或者在田间工地，不经意地拿起一份书刊报章，随时都能够见到有关秦俑“发现人”的消息和新闻；另一方面，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经常可以看到几个憔悴、苍老的农民，弯着身腰、拖着双腿，来到了省城、向有关部门和单位，进行上访、申诉的影像；人们也能够看到，有一些很著名的考古学家，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斯文地发表各种郑重谈话的精彩镜头。

 

    西杨村上访农民所说的话，虽然非常之多，但仔细听起来，中心意思却很简单，用一句话加以概括，那就是秦俑无论如何，是他们在打井的过程之中，首先被“发现”的，自己当然最有资格，称为秦俑的“发现人”。而与此相反的是，一些考古学家们，却十分强烈地认为，由于“科学发现”中的“发现”，是一种“高智商”的脑力劳动，因此只有那些给秦俑“定性、定名”过的考古学家，才有资格称为秦俑的真正“发现人”。就这样，在他们争过来、争过去的过程中，双方又都引来了大批的支持者。从此，有关秦俑“发现人”的是是非非，自然而然就变成当时舆论关注的切入点，成了社会新闻大战中的主要推动力。

 

    有谁会想到，在已经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有关秦俑的事情，虽然有些小波折，但从总的情况来看，还算是风平浪静的。这一次可就不同了，出现了争论，表面上只涉及“发现人”的是是非非，並不触及到敏感、根本的问题。但如果仔细地加以分析，可以发现这场争论的背后，隐藏着许多过去人们不敢轻易接触的“爆炸性”问题。人们弄不清这种变化，是进步还是倒退，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过，当人们冷静地观察一下媒体最近动态的话，还真让人感受到一点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轻松气息：单从双方争论的内容看，与普通人所关心的人和事，似乎更加贴近了，不管是谁，如果心里有事、有想法，是谁都可以出来说话的。

 

    从这场争论的形式来看，不仅有“正方”，而且还有“反方”；从双方推出的阵势来看，那是泾渭分明、旗鼓相当；从交锋的时空来看，只要愿意上，谁都有充分的发言权；从争论的气氛来看，大家唇枪舌剑，各执一词，毫不相让。应该说，这一阶段的争论，是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这种能够让人把话说够、说透的现象，在过去是很难想象得到的，完全可以肯定，如此宽松畅开的争鸣环境，实在是来之不易。本来嘛，秦俑“发现人”的这种争论，它的性质和内容，都非常单纯，既不牵涉当前时政问题，又不违背敏感的国策精神，所以它们的争论前景，必然是无限广阔的，争论的空间，应该也是很大的。

 

    按理来讲，有关谁是秦俑“发现人”的争论，如果能够有更多的人来积极地参与，如果能够继续不断地、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或许还真的就能够把过去存在着的“发现人以及与它有关的诸多疑难”问题，搞它一个水落石出，至少也应该得出一个能够体现公平、公正原则的倾向性的结论和意见来。但是，令人非常奇怪的现象是，仅仅过了几个月的时间，最初人们所表现出来的那一种很高的热度，却突然地被“冷却、凝固”了下来。在“面上”的一些问题，谈论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有的当事者，反而很快就封住了自己的嘴巴；有一些相关的单位和行政主管部门，竟然也三缄其口，谁都不肯出来，再说上一句有用的话。

 

    文/方山人 陈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