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曾经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首长，告诉过陈景元说：“有些事情，看上去很困难，其实并不特别困难。比如，当年感到推翻“三座大山”太困难，结果过了十几年，革命胜利了！有些事情，看上去很容易，其实非常不容易。比如，搞了几十年经济，还是搞得不怎么样！”这是因为：搞革命，面对的是一只纸老虎；而搞经济，面对的是落后的经济基础。对于秦俑研究来说，要面对如此严酷的政治干扰，面对如此强大的学术对手，咋看起来，陈景元的力量是单薄的、虚弱的。然而，他用不到10年的时间，就得到胡乔木的批示，以“一家之言”的定位，在学术上站住了脚跟。但使他没有想到的是，有中央领导的批示，有自己坚实的材料准备，一场看来很容易打赢的学术官司，历经了几十年的磨难，到现在也没有理出一个头绪来！可见，陈先生文章之外的“文章”，比他文章的本身，真的是既难搞、还更难写！ 　　按理来说，在学术争鸣的讲坛上，观点对立的双方，应该是完全平等的。袁先生观点的支持者再多，是一家之言；陈景元观点的支持者再少，也是一家之言。在学术领域之中，是没有什么“大家”和“小家”之分的；关键问题还在于，被称之为“一家”的先生们，最好都能拿出自己的学术成果，以学术对学术的手段，以观点对观点的方式，去进行开放的、公正的“学术之争”。但是，一旦政治的、非学术的因素，强行介入学术领域之后，性质立即发生变化，学术之争，就会变成一种非学术较量，学术讨论难免成为学术吹捧、或者学术围剿。什么叫学术围剿？典型的学术围剿，就是单方组织学术活动，只搞一言堂，只搞学术垄断，並以非学术的方法，去打压、征服学术的对手。它的特点是：自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策划一个学术讨论会，自行宣布，击败了学术对手，这还不是学术围剿，又能是什么呢？ 　　尤其可笑的是，会议结束一个半月后，竟然有人撰写、并且在《陕西日报》上发表了一个《秦俑学术讨论会纪要》，对陈景元《秦俑新探》中的论点，进行了随心所欲的攻击。有一年，陈先生见到这位作者，坦言相告：《会议纪要》是会议的重要文件，它应该产生在会议之中，并要履行全体代表通过的手续，这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你在会后“泡制”的那一个《会议纪要》，充其量只是你个人的“创作”，只代表你个人的观点，而对你的那些观点，今后我是要进行全面回击的！陈先生和他在学术观点上，是严重对立的，但在个人私交上，关系却很密切。陈先生问他：“你在《纪要》上说，《史记•正义》注‘新丰县南十四里’，说的是骊山的位置，而不是指宣太后陵的位置。你敢拿一本《史记》出来，让大家核对一下吗？此书明明写着‘骊山在新丰县南十六里’。请问；到底是你搞错了，还是我搞错了！” 　　《秦俑新探》一文的发表，和秦俑学术讨论会上，所谓的学术“反击”，按照正常的程序来看，应该是秦俑争论的第一个回合。如果这种讨论和交流，能够一轮一轮地坚持下去，岂不也是当初胡乔木、梅益等同志，所热切期望的事情吗？然而，对方的意图，是压制而不是讨论：本来是一个地区性的会，偏要说成是全国性的会；明明没有一个外国人，偏要说开了国际学术讨论会；而且请出中央媒体，不断地发送消息。人家这是在制造一种假象：秦俑的定性结论，再次得到中央的认可，再次得到学术界的支持，再次得到国际上的公认。更重要的是，给世人造成一个印象：陈景元的观点，在学术上已经被处以“死刑”！他们的预期目的达到了：原来和陈先生约稿的国内外多家媒体，一夜之间全都往后退缩。此后二十多年，陈景元想要重申自己观点，想要发表任何文章，几乎没有一家刊物，再敢于冒险采用的。 　　记者问陈先生：在学术界，到底有没有支持你观点的？老人拿出一封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戴开元先生的信，信中说；“考古界有一条不成文的‘禁律’：千万不能反对别人的考古‘成果’。谁的地盘发现考古遗存，谁就是做出结论的最高权威，别人是不可以提出异议的。‘秦始皇兵马俑’是一些人‘泡制的学术冤案’。大作的发表，其意义不仅‘判定俑坑的主人’，更重要的是：这是投向考古界不正之风的一颗原子弹。”《光明日报》社的郭铸先生，致信陈先生说：“您的几份材料，我们这里的同志均感兴趣，认为有理有据，很有意义。”上海博物馆的谭玉峰先生来信说：“我深信，只要您的观点是从实际出发的，那么总有一天，蒙在兵马俑头上的面纱要被揭开。关于秦俑的学术争鸣，应该提高到捍卫民族尊严、民族自信的高度来看。与其让外国的学者们来搞，不如由我们自己来纠正，这才是真正好样的！” 　　西北大学的林剑鸣先生，在否定袁仲一“俑坑是秦始皇陪葬坑”观点上，与陈景元所持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1984年秦俑学术讨论会之后，针对袁先生等人在会上的观点，陈先生写的准备和袁仲一等人进行大辩论的《秦俑再探：二论俑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的长篇论文，被秦俑馆原封不动地退回。林剑鸣先生，不久看到了此稿，爱不释手，大加赞扬，他和某出版社老总商量之后，决定将手写稿复印很多套，作为一本“奇书”，供友人之间内部传阅。陈景元二十年后，到咸阳市拜访孙嘉春先生，在孙家的书房里，见到自己著作的、厚厚的复印本，心里感慨万千。地质学家孙嘉春先生，因为不同意袁仲一的许多观点，有人称他为“第二个陈景元”，在秦俑馆研究室主任张文立先生的《秦俑学》一书中，他俩同时都被诬为：由于“学者的政治、或其他方面的出发点”，而进入秦俑研究“误区”内的典型人物。 　　记者问：陈先生不是认为俑坑的主人，是秦宣太后吗？能不能否向外界，透露一些具体的材料依据？记者得到的回答是：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如果自己那60万字的《秦俑风波：一场跨世纪的秦俑主属之争》的书稿，能够准许出版的话，那么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陈先生拿出一本谢万幸、杨飞先生合著的《中国考古未解之谜》，记者发现在这里面，载有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书中说道，“有人提出，兵马俑的主人并非秦始皇，而是秦始皇的高祖母宣太后，这种看法，不是妄加揣测的，理由如下：一，宣太后的故乡，是东方的楚国，与俑坑的朝向一致；二，俑坑军阵(为什么)不具战斗力，如果俑坑是宣太后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三，俑坑全是铜制兵器，这与秦始皇销毁铜兵的记载不符；四，秦始皇建造兵马俑，史书上没有记载，即使俑坑不是秦宣太后的，至少也不能说一定就是秦始皇的。” 　　2004年7月12日，一位威海的年轻人，在秦俑网站上发了一个“兵马俑究竟是谁的？”的帖子。不久，许多网友纷纷响应，不断跟着上帖。有的说，1974年俑坑尚未发掘、就定了性，这是怎么回事？有的说，俑坑有吕不韦戈，说明俑坑是秦始皇的。有的说，秦俑定性时，哪有吕不韦戈？有的说，袁先生“三百丈”的计算，怎么会搞错？有的说，“56平方公里”是不是真有那么大？有的说，听说胡乔木有批示，为什么不让陈先生说话？有的说，这是陈景元组织一批人，要为秦俑定性翻案；有的说，怎么能把矛头指向秦俑研究学术带头人袁仲一。有的人说，科学无国界，学术无禁区，作为世界一流博物馆的论坛，应该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很多帖子的锋芒，直接指向当年的秦俑定性，这哪里是秦俑馆，所能够容忍得了的，结果用不了几天功夫，所有180多个谈论秦俑是非的帖子，被他们完全“砍掉”了。 文/方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