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问，这么多年过来了，先生从年轻人变成老头子，打了几十年的学术官司，到现在也没有打出一个明堂来。先生为什么一定要和他们进行这种漫无边际的学术较量？对此，陈先生是这样回答的：“我始终认为，秦俑定性的本身，是一个很单纯的学术性问题。既然是学术问题，就要按照正常的学术思维，去解决观点上的争端；如果大家都能用学术规则，去约束自己，使不同的学术观点，摆到桌面上来，让大家谈透、谈够，那么什么问题都是容易解决的。问题是有些人的立足点，不在学术，而在政治，因为学术是非一旦弄清，政治定性彻底败露，他们的脸面，就会非常难堪。为此，秦俑研究的方向，一直被严格地管制着，谁要真的说出半个‘不’字来，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有些人搞学术、搞学问，没有本事；但是，如果要让他去，整治一个人、搞倒一个人，不用说那是熟门熟路、手到擒来的小事情。” 　　陈景元告诉记者：从1975年开始，他就把许多文稿，寄给《文物》、《光明日报》和《建筑学报》等刊物，对秦俑定性提出质疑，从现存的许多回函看，他们都给予正面的肯定，认为分析得有理有据，但要真正发表出来，都说有困难。1981年《祝你成才》杂志记者伍幼威先生，拿着陈的材料到北京、上海，与相关媒体联系，得到回复是：内容很好，文字不错，但如果中央不表态，恐怕谁也不敢采用，伍幼威经过一番谋划，决定向上海《文汇报》求援。结果在《文汇报》1981年第219期《情况反映》中，将陈的观点，直送中央领导同志。胡乔木看到后，立即作了批示：将陈的论点作为“一家之言”，开展学术讨论。批示传到社科院考古所，夏鼐认为此事国际影响太大，若否定过去结论，很多工作可能陷于被动，因而不赞成讨论。陈先生得知批示受阻，于1982年5月18日去北京，要与考古所进行辩论。 　　在社科院办公厅1982年第4号发文本中，陈景元看到了胡乔木同志批示的内容，随即在于光远办公室，给胡乔木、梅益两位领导分别写了一封信。5月19日，梅益同志很快作了批示：“如果公开发表有困难，就先在《未定稿》上发表”。5月21日，社科院科研局局长高德同志，向陈景元本人传达了胡乔木的最新批示：“陈的文章，可以公开发表！”为了使陈的文章，写得更充实，更有针对性，在科研局的直接安排下，先后两次请考古所的负责人，和陈景元当面交换意见。陈到考古所请教，考古所反复地强调，他们并没有介入俑坑的发掘，而只是感到，只有秦始皇才有这种魄力、财力，去搞这么大规模的俑坑工程。根据胡乔木、梅益的批示精神，北京有一家刊物，致函陈先生，同意将文章发表；不料事隔一个多月，突然回绝陈先生，称文章不能发表。这说明，有些人在最关键的时刻，硬是从中插了“一杠”。 　　1983年6月1日，在《光明日报》第2480号《情况反映》中，又向中央报告陈的研究成果，批件到了陕西省委之后，再也不见有任何消息了。总之，中央领导同志再三批示，最后都变成了“泡影”。1983年11月，在广西南宁召开的中国国土整治战略问题讨论会上，陈景元和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地理学家陈传康先生相识，教授了解到秦俑“定性”异常情况之后，气得火冒三丈，他说：一个学术问题，胡乔木的批示，都可以顶着不办，实在是太过分；一种学术观点，不允许人们发表不同意见，这是哪一家的王法！于是，教授伸出援助之手，将孙特先生连夜从成都召来南宁，与陈景元见面，三人共同商量对策。经过一番曲折，一篇题为《秦俑新探：俑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的文章，终于在1984年第3期的《大自然探索》杂志上，一炮打响了。一时间，国内外的报刊杂志，纷纷予以转载，反响十分强烈。 　　眼看陈景元的文章，像雪花那样飘向世界各地，有些人是再也坐不住了，一种“灭顶”的感觉，迫使一些人下定决心，要对《秦俑新探》采取断然的措施，不能再让它有继续“存活”的空间。具体的做法是：1984年10月23日，在临潼召开了一次秦俑学术讨论会，经过严格的审查、筛选，请来96名省内的代表，2名来自北京某杂志的记者。预定三天会议即将结束时，宣布延迟半天，说要讨论陈景元的《秦俑新探》。大部分代表，没有这一种思想准备，上去发言的并不很多，有准备的一些“愤怒者”，经过一阵“声讨”，会议就草草收场。从第二天起，“秦俑学术讨论会一致否定陈景元观点”的新闻报道，就不停地涌现出来，紧接着在中央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反复地将它传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在袁仲一先生所著的《秦兵马俑》一书之中，竟然还自我吹嘘地说，那是开了一个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 　　1982年5月19日，在梅益批示下来的当天，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同志给陈景元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我赞成年轻人研究历史，研究古代的文化，但是相比之下，我更主张研究像你研究的问题。”于老虽然並不分管考古，但一直关心着秦俑的研究进展，陈给胡乔木、梅益的信和文章，都由他的秘书胡冀燕转递，陈的秦俑研究书稿，也曾亲自做过一些非常具体的安排。于老对陈先生道义上的支持，实在是令人难忘的：在贵阳的云岩宾馆里，他的另一位秘书刘与任先生，连续三次听到中央台“批陈”的新闻；于老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立即找到随他来贵州进行考察的陈先生，当听完有关情况介绍后，于老表态说：“那一篇文章，他们不能容忍，但这是学术问题，既然是学术性问题，就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更不能搞民主集中制。用一个会议的名义，去否定你提出的学术观点，这一做法是很不妥当的。” 　　然而，在人们的心目当中，中央台是党的喉舌，是中央精神的体现，它肯定了谁，谁就是对，它否定了谁，谁就是错，是对是错，有理无理，以它的表态为最高的衡量标准。就这样，陈景元的观点、文章，连同他的名字，就不由分说的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之中。说这话有什么证据吗？证据一，当《人文杂志》发表批陈的文章后，陈先生拿着文稿，要求争辩时，得到的回答是：秦俑问题已有定论，不需再辩。证据二，《西安晚报》有位先生，写了一篇秦代铁农具的论文，省有关部门认为谈论“铁”，就有支持陈的嫌疑，要求作者自行撤稿。证据三，《文博》杂志，本着争鸣的精神，几次向陈先生紧急约稿，准备将对立观点的文章，同时发表，但请示之后，计划被取消。证据四，陈先生根据袁仲一等人提出的抨击材料，写了6万字的《秦俑再探》，交给秦俑馆1986年的学术讨论会，但根本就没有人加以理睬。 　　秦俑馆批驳陈先生的材料，是非常有限的，为了收集更多的反对意见，陈先生按照参加1984年会议的代表名单，分别给几十位先生写信说：“由于会议一致否定本人的观点，当然也包括先生的否定，敬请先生将自己的否定意见，直接告知本人……。”这种能够主动征求反面意见的举动，实在让很多人感动不已！结果，包括秦汉史研究会会长、西北大学著名教授林剑鸣在内的众多学者，都给陈景元回了信，介绍了会议的始末。有的说，代表来自各个单位，对秦俑不了解，不好发言。有的说，秦俑馆去的人太多，发言太情绪化，我们也没有发言。有的说，陈先生对“三百丈”的精辟论述，几乎没有一个代表反对。有的说，我们很多都是林剑鸣的学生，林先生根本就不同意袁仲一的观点。有了这些回复，陈的心里很踏实，然而与袁先生学术上唱对台戏的林剑鸣，后来却跑到北京，重开炉灶，另谋生计去了！ 文/方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