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生告诉来访的记者：1974年，是一个政治畸形、政坛诡秘的特殊时期，这时的政治，是压倒一切、高于一切的。秦俑刚刚出土，就不幸地被卷进一场腥风血雨的政治漩涡中去了。他说：去年《石狮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四人帮”干预秦陵兵马俑考古内情揭秘》的文章，里面爆出了一个惊人的内幕：新华社的记者蔺安稳先生，1974年回临潼探亲之前，有一位叫王永安的先生，赠给他一首《送别诗》，诗中写道：“当年孔丘不到秦。碍是法家剑光明；君今西行临潼去，纵横剖析始皇坟。论昔终极为颂今，映红骊山新女神；凭那朔风阵阵起，莫锁华清水一盆。”由此可知，蔺安稳先生那次回到临潼，是负有一项特殊政治使命的。 　　

   另一方面，也就意味着蔺安稳先生，完全是有备而去的。那么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诗中已经给出答案，他的使命是“纵横剖析始皇坟”；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一个“终极”目标，寻找一种“论昔”而“颂今”的材料；意义是什么？意义在于迎候即将水出华清的“新女神”，而顶住阵阵的“朔风”。对于这个重大的政治使命，蔺先生是必须坚决服从、坚决执行的。至于，前行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它更深层次的“策划”，外人根本难以知晓。

   蔺先先在临潼县博物馆赵康民先生那里，如愿以偿地见到了陶俑，回到北京之后的第二天，蔺先生《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土俑》的内参报告就完成了。仅仅这十三个字，就把秦俑“定性、定名”的所有要素，都被“凝固”下来：名称--武士俑；时代--秦代；出土地--秦始皇陵。这就是所谓“秦始皇陵武士俑”或者“秦始皇陵兵马俑”当初“定性”的源头。 　　

   陈先生认为：蔺安稳先生自己就是临潼县的人，西杨村在不在秦始皇陵的范围之内，他应该比谁都清楚，明明不是在秦始皇陵内出土的陶俑，就一口咬定是秦始皇陵内出土的，这难道还不是一种有意的新闻“作假”行为？明明是由无数块碎片拼成的武士俑，凭什么一眼就能判定它一定就是秦代之物？秦王朝很短命，只有十几年的存续时间，根据什么可靠的断代方法，能够精确测定，陶片既不属于秦国，又不属于汉代？

   难怪秦俑考古队队长王学理先生，在他《轻车锐骑带甲兵》一书中，要出来澄清说：“蔺安稳所做的定性描述，这是在既没有权威人士肯定，也没有考古学家确认的情况下做出的，可以说是先于考古定名的独步。”所谓的“先于考古定名的独步”，指的就是：蔺先生所作的秦俑定性，与考古学家们无关，与学术界的权威人士无关，这仅是由蔺先生自己单独做出的一种非专业的“定性”描述。 　　

   王永安先生看到蔺安稳写的“内参”稿子，感到非常满意，亲笔在导语中加上了一句话：“这批武士俑的发现，对于评价秦始皇，研究儒法斗争和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有极大的价值。”王永安先生，能够给“内参”修改、定稿，说明他是蔺安稳的顶头上司，从原先的《送行诗》一直到“内参”的形成，每一个重要的时刻，都有王永安先生的影子，这充分说明，秦俑定性与王永安先生，存在着一种很不寻常的关系。《内参》送交上级审查，姚文元不敢怠慢，马上提笔签上“可发”两字。这一份“内参”，很快送到中央最高领导层。然而此时毛泽东的眼疾严重，正等待着唐由之大夫去做白内障手术，此刻的周恩来，身患癌症已住进医院，蔺先生的“报告”，当然落到了刚从小荆庄批周现场回来的江青手中。据姚文元所著“回忆录”可知，此时的江青，早已经被毛内定为未来的“党主席”。 　　

   江青这一伙人，本来就绞尽脑汁、四处收集所谓“儒法”斗争的资料，以便为其政治阴谋服务。当她蓦然地见到了“秦俑”的报告，自然是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于是拿起电话，就责成姚文元督办此事，让他通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采取一切最紧急的措施。面对这种火急火撩的势态，李先念很快做出如下的批示：“江青同志很关心这件事。建议请文物局与陕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对未来党主席的话，谁敢不听、谁敢不从。国家文物局当然将它作为一项特殊的政治任务去执行，接到批示的陕西省委，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组织了一支秦俑考古队，于1974年7月15日，进驻秦始皇陵东侧两公里左右的西杨村。在1975年7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就正式向国内外发布了“秦代陶俑坑”的消息。随即又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秦兵马俑一号坑发掘简报》。 　　

   陈先生告诉记者，这就是有关秦俑“定性、定名”的真实情况，这一系列材料，充分地说明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当年所谓中央对秦俑定性的认可，主要就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一伙人，对于秦俑主属的强行“内定”。如果说秦俑定性是一个历史冤案，那么这个冤案，则是由“四人帮”一手策划而成的。一些人至今仍然坚持“秦俑是经过中央认定，任何人都不能推翻、否定”的说法，实在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二是，秦俑考古队1974年7月15日，才开进考古现场，而秦俑属于“秦代”，属于“秦始皇陵”的考古定性结论，早就在6月28日的“内参”提出、并且得到了江青的认可。从考古规程上看，这是“先定性、后发掘”和“不论证、就定性”的违规操作。可以断言：当年的秦俑“定性”，没有任何学术成份，没有任何学术含义；当年的秦俑“定性”，实际上是欠下一大笔令人吃惊的“学术之债”。 　　

   既然这个“秦始皇兵马俑”的定性结论，与考古学家无关，与学术界无关，说明这不是一种“学术定性”，而是一种屈从于政治需要的“政治定性”。以“政治定性”的方式，形成的考古结论，是不能与“学术定性”同日而语的。很显然，由于政治力量、政治因素的强行介入，秦俑一开始就失去了自己的学术本性，而与学术无关的这种定性，自然也就不会被真正的学术界、考古界所能接受的。在2004年5月，由《三联》出版的一本《秦兵马俑》的书中，就谈到1974年7月7日这一天，去西安传达中央文件的国家文物局领导，和一大批考古界的专家，来到西杨村考察时，当场就提出了质疑：这“秦始皇陵的陪葬坑，怎么会放到如此遥远的地方？”大家都认为，有关陶俑的时代、属主等问题，还不敢做肯定的断语。由此可见，这些有良知的先生们，对于“秦俑”的定性结论，是持有保留、甚至是否定意见的！ 　　

   考古学们有保留、否定的意见，是无济于事的。在那个年代，政治既能决定一切，当然也能“左右”考古，对它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服从，任何逆反的心态，都要被视为政治的“异端”。在那“轰轰烈烈”的一片颂秦的声浪中，考古界许多先生，不得不以沉默而待之，即使有人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也根本不许可向外透露、传递。但“秦始皇兵马俑”的消息，向世人公布之后，参观的人群向潮水般地涌向西杨村，与此同时“距秦始皇陵这么远，秦俑为什么是秦始皇陪葬品”的问题，又源源不断地向考古学家提了出来。这中间，首当其冲的，可能就是秦俑考古队队长袁仲一先生了。国内外宾客们要提问，总不能老是不回答，于是就拿出“三百丈”之类的说法，去填补当年遗留下来的“学术真空”，去偿还当年的“政治定性”，欠下的一笔“学术之债”。可惜这一切的努力，竟然完全都是徒劳的！ 

   文/方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