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要求陈先生叙述一下自己的主要观点，尤其想了解一些双方争论的症结问题。先生高兴地打开了话匣子，索性就从秦俑研究的最初源头说起：他是浙江金华人，大约在60多年以前，他家隔壁有一家棺材店，店老板李爷爷是木雕高手，善做模型。所以他从小就喜欢用泥巴捏小棺材，将棺材前后挡板，弄得一样高，就是一个泥巴房子。上小学时，一位教劳作课的黄忠吉先生，教他用高梁杆、马粪纸做建筑模型。上了中学，由于几何、制图课特别好，又爱欢画画，王孟碌老师就希望他，将来一定要去学建筑、搞工程。老师说，在秦始皇陵底下，就有众多的山川模型、宫殿建筑模型，所以要考就考西安的建筑大学。1957年真的考上了西安，而报到后的第二天，他就独自一人，到临潼东边那荒芜不堪的秦始皇陵“考察”去了。随着专业知识的不断地增长，他从建筑学角度研究秦始皇陵的兴趣，也就越来越浓。 　　1961年3月，秦始皇陵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个月之后，他就在有“宫廷建筑师”之称的彭炎教授带领下，到临潼县参加城市总体规划工作。城市规划的基础工作之一，是进行当地的社会调查。为了搞好这个规划，他踏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接触了这里的一草一木，尤其对秦始皇陵周围的地形、地貌都作了最详细的记录，对于有关秦始皇陵的文史资料，也都作了全面地收集。记者感到：陈先生对于秦始皇陵的了解和介入程度，比任何一位秦俑馆的考古学家都要早得多。这种说法有依据吗？他和彭炎教授等人一张发了黄斑的合影，就很能说明一切，照片上印有“临潼县城市规划”的字样。巧的是，当年与他一起参加规划的一位同学，在深圳“北林苑”一家设计公司当老总，现在仍然在搞秦始皇陵森林公园的设计，而这“森林公园”，其实在1961年就被陈先生等人，画到自己的规划图纸上去了！ 　　大学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一个设计院工作，单位虽在沈阳，但搞的工程几乎全都在甘、陕两省。可以说，临潼县的秦始皇陵，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视线，1974年以前，他撰写了一部叫《骊阿集》的书稿，书中提出了阿房宫由秦惠文王和芈氏开始修建，秦始皇生前未修骊山墓等一系列惊世骇俗的观点。那年年底，南京博物院的考古学家告诉他：“临潼县发现了真人大小的陶俑，大家都说，那是为秦始皇搞的陪葬坑。这和你以前的观点，就有冲突了！如果他们的说法对，那你的观点就有错；如果你的观点没问题，那他们的说法肯定有错。究竟谁对、谁错，你有责任将它弄清楚，你是学建筑的，相信你能解决这个问题。今后到底是进、是退，你自己一定要掌握好！”陈先生对自己的研究，当然是胸有成竹的，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他对来自西安方面的点滴材料，都要去刨根问底，都要去进行地毯式的“炮轰”。 　　炮轰一：南京博物院的考古学家告诉他说，出土陶俑的地点，是在离秦始皇陵很远的西杨村一带。按照陈先生早年的研究，秦始皇陵本来就是一个尚未全部完工的工程。证据是---秦始皇陵内外城之间，许多建筑遗址，有地基、有砖瓦、但无灰烬，说明当时地面木结构部分，还来不及进行；更多的遗址，仅完成夯土地基，说明工程仍处于初始阶段。如果已经竣工的俑坑，属于秦始皇陵，这就是主次不分、本末倒置了！哪里有人都未死，就先安放陪葬品的？当然，如果有史料明确记载，说秦始皇生前确实建造过陶俑坑，或者能证明陶俑确实制作于秦代，那么他们的观点，或许是能够成立的。但在1975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发布的新闻，和1975年第11期《文物》杂志发表的《简报》中，都不见有这方面的论证材料。一个正式的考古“定性”结论，事先不按规定程序去进行考古论证，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炮轰二：直到1981年，在《青年一代》和《旅游》等杂志上，在外界不断追问下，才有人发表文章，介绍秦俑“定性”的来由。文章宣称，有一位叫袁仲一的考古学家，当时凭着他广博的历史知识，猛然地想到：有一本古书上记载着，秦始皇来到工地视察，曾当场下令宰相李斯，将陵墓的范围，向外扩展“三百丈”。经过他们的钻探测量，发现西杨村出土陶俑的地点，正好在这“三百丈”的距离之内。陈先生告诉记者：他找到那本“古书”的各种版本，里面根本没有“三百丈”的字样；退一步说，即便有“三百丈”的记载，袁先生的说法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秦汉的一尺，只有现在的23厘米，“三百丈”折合成现在的尺寸，也不过六百九十米，西杨村距秦始皇陵中心接近两公里，怎么可能被囊括在“三百丈”的范围之内。这么一个计算差错，是有意、还是无意，明眼人一看，当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炮轰三：从1981年4月起，来自秦俑馆的众多材料，宣称秦始皇陵的陵园面积，有56.25平方公里之多，如果这一说法能够成立，那么在这个范围之内的秦俑坑，自然就是秦始皇陵布局中的一部分了。陈先生追根溯源，找到了“56.25平方公里”的出处，证明这只是一种“虚幻之言”。他说，在《秦始皇陵考古纪要》一文中，袁仲一先生自己都承认：当年他们看到战国时中山王陵一幅图中，载有“内宫垣、中宫垣”的字样，据此猜想它还应该有一道“外宫垣”。这时，有位叫聂新民的先生提出，在代王镇附近，有两个夯土台基，可能就是秦始皇陵的东阙门。袁先生说“这仅是一种推测”，“假若”这种“推测”能够成立，那就能够以它与秦陵封土的距离为基准，划一块长、宽各为7.5公里、总面积为56.25平方公里的地区，作为秦始皇陵外围边界。不久之后，这“推测”两个字，有人就把它“抹掉”了！ 　　炮轰四：秦始皇陵的建筑及其陵园布局，纯粹属于建筑学、建筑史研究的问题。为了给人们造成秦俑坑与秦始皇陵，在建筑布局上有着内在联系的印象，袁仲一先生提出了一个“秦始皇陵坐西向东”的观点，说俑坑正好在陵墓东侧主神道一边。著名考古学家王学理先生，在《秦始皇陵研究》一书中，列举五大理由，认为秦始皇陵，应该是坐南向北。著名地质学家孙嘉春先生在《秦陵地学研究》中，提出陵墓主神道在陵北、而不在陵东，这一观点得到了考古前辈石兴邦、巩启明先生的完全赞同。特别有意思的还是，由袁仲一先生主编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辞典》一书中，明确无误地写着，“秦始皇陵……枕骊山而望渭水，地形十分优越”。陈先生忍不住地问：骊山在南、渭水在北，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头枕着骊山、面对着渭水，这不是坐南向北又是什么？袁仲一先生，对陵向怎么会有两种自相矛盾的说法！ 　　炮轰五：秦俑正式“定性”很多年后，在俑坑里面，发现了几柄刻有吕不韦名字的铜戈，袁先生等人就毫不迟疑地说：吕不韦是秦始皇的宰相，戈的出现，当然代表着俑坑的建造年代。陈景元的反驳意见是：按袁先生说法，俑坑由宰相李斯负责修建，为什么坑内没有发现“李斯戈”？秦始皇是个孝子，吕不韦是自己的生父，岂有以生父的名号，去为儿子陪葬的道理？实际上，俑坑焚毁之前，坑底已经淤积了几十厘米厚的淤泥层，根据这一地区历代大暴雨、以及旱涝交替的频率，参考国内外河湖淤积的规律，大致能够计算出淤积所必需的时间。从陈先生对淤泥层计算的结果看，俑坑自建成到焚毁之前，这中间存续的时间，至少为40～50年。从秦末前推40～50年，就要推到与宣太后相近的那个年代去了。在《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8页上，明明写着“三年吕不韦戈”，恰恰就出土在淤泥层的表面之上! 文/方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