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文明与社会的进步，始终都与“车”、“轨”两个字紧密相连的。所谓“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人生轨迹不可磨灭”，它们都带有一种缜密的哲理性。“车轮”和“轨迹”，在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始终没有离开过人们的视线，它见证了几千年来的历史风云。秦代的许多历史悬案，如果不从当时“车轮”和“车轨”角度去梳理和解剖，恐怕都是无济于事的。

       在李白《北上行》一诗中，就有“马足蹶侧石，车轮摧高岗”的句子。说的是各种车辆，在道路上来回行驶时，对路面都要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坏，即使在坚硬的石质道路上行进，如果时间一长，也都会磨出两道深深的车痕，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车辙。杜牧在《池州诗》里，也有“九衢林马过，千门织车辙”的句子，说的是四通八达的城门外，处处都有如织的车痕。

       古代，在许多重要的关隘和必经的大道上，车轮总是沿着相对固定的轨迹行进的，车辙本身起了一种很好的导向作用。如果车轮轮距正好与车辙宽度相合，那么车辆在车辙内奔走，就能十分顺畅平稳。任何难以与车辙吻合的车辆，根本就不可能在这种道路上行驶。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割据，各国都采用不同的车型和不同的轮距，以致在地面上都留下了不同的车辙。

       即使现代的工业社会，国与国之间的铁路轨距，往住是很不相同的，如果谁要想进入对方的路网，必须采取一种特殊的换轨交接措施。在古代，外交使团频繁进出对方领地，也要在指定地点，换乘专车，才能保证成行。而对于来自敌国的各种侵袭而言，除非使用骑兵和步兵，任何以“车”的方式向前推进的话，不同车辙的道路，是将强敌拒于国门之外的有效措施。

       张文立、王云度先生在其所著《秦帝国史》一书中说过：“战国时，各国车轴的长度不同，路面形成的车辙也不同。”车不同轨，就意味着诸侯各国，互不通车。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战车根本没有它的用武之地，所以认为秦军是以战车进入敌国而取胜的说法，是一件非常可疑的事情。因为在统一六国、实行“车同轨”之前，秦国的战车，根本就不能自由地通行。

       《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记载“郡国各除道、治道运行”，表明秦代对全国主要的道路系统，进行全面的改造和整治。就这样，秦始皇在原来六国道路的基础上，开辟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国道网”。平原地区土路上的车辙，比较容易修整；但在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山区道路上，碰到坚硬基岩时，改造起来就很困难，由于秦朝寿命太短，有些艰险路段，实在来不及治理。

       洛阳通向咸阳的崤函古道，由于崇山阻断，只好放弃改造，而另辟通途，所以战国旧道，得以存留至今；河北井陉东天门关的城楼下，路面比原有的城基，明显地降低了200多厘米，这就是当年被凿去旧车辙、形成新路面的有力凭证。若干年之后，深深的车辙又妨碍行车时，再将路面凿低，经过无数次反复清障，在城门的岩壁上，就留下了一道道“钢凿”的遗痕。

       中国的历史上，最早提出“车同轨”理念，並且加以实行的，并不是秦始皇。在《管子·君臣》里，有“书同文、车同轨”的说法；在《礼记·中庸》中，也有“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俭”的记载。证明各诸侯国，已经作了改辙的尝试。但要推行全国“车同轨”，首要的条件是，政令和车制的统一。显然，只有秦始皇才是中国全面实施“车同轨、书同文”的第一人。

       《隋书·礼仪志》上说：“殷周所以异轨，秦汉于焉改辙”，说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由于诸侯彊域之间的“异轨”不通车，于是才有秦代全国性的“改辙”工程。现在，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是：铜车马坑中的这两辆铜车的原型，应该是殷周时代的那种“异轨”车，还是秦汉“改辙”之后的“同轨”车呢？以下种种事实表明，它们只能是属于前者、而不可能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