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的“车同轨”制度，是指全国范围之内，需要在“国道”上行驶的车辆，不论车型有多大差异，但规定车上最主要的部件尺寸，必须是完全统一的，这一个部件就是车轴。车轴统一的结果，使车辆的轮距保持一致，这是严格实行“标准化、系列化”的前提条件。在这个基础上，秦王朝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大规模、高质量地制造出各种急需的军用和民用车辆。

       统一车辆主要构件的问题解决了，随之而来的就要解决另外一个更重要、更困难的问题，这就是要彻底整治六国原有封闭、割据性质的道路设施。如果要让秦王朝的“车”通向全国、通向边远地区，就必须拆毁和清除一切有碍“行车”的障碍及其相应的设施。路况根本改善了，统一轮距之后的车辆，才能在秦王朝新开辟的“秦式”驰道、或者直道上，自由地通行。

       秦王朝统一后的轨距，具体的尺寸是多少？“秦式”古道的遗迹，又在哪里？二〇〇〇年八月十七日《光明日报》一篇文章称，“井陉古道两条车辙之间的距离，与秦俑坑出土的战车轮距相同”。二〇〇一年八月十七日《新华网》一篇文章也说：“井陉古道车辙与秦陵铜车马坑中铜车的轮距一致。”考古界一致认为，井陉车辙是秦王朝“车同轨”留下的重要实物佐证。

       众多调查资料显示，井陉古道上的轨距是140厘米，而秦俑坑里出土的战车，轨距是180厘米，它们之间的尺寸，不能说是相同的，所以《光明日报》上画的那个“等号”，实际上是个“不等号”；另外，铜车马坑出土的一号车，轮距是190厘米，二号车的轮距是203厘米，所以《新华网》上将井陉古道轨距与两辆铜车的轨距画上了“等号”，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有意思的是，井陉秦皇古道上的车辙，根本不与俑坑的轮距相合，也不与铜车的轮距相同，可是它竟然与公元前55年古罗马军团战车上143.5厘米的轮距，几乎“同出一辙”。143.5厘米的轮距，在英国沿用了两千多年，现在已经变成了国际公认的铁路标准轨距。相对而言，秦王朝留下的140厘米的车辙，说明中国轮距的统一工作，竟然比古罗马时期早了165年。 

       在铜车马坑里出土的两辆铜车的轨距，尚且都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它本身就不能做到“车同轨”，哪里还谈得上去与井陉古道“车同轨”。如果井陉古道的车辙尺寸，是秦代“车同轨”的凭证，那么完全可以断定，在铜车马坑中，无论是一号车、还是二号车，根本就不可能是秦代之物。因为这两辆铜车的原型，完全没有可能在这条“秦皇古道”的车辙内，顺利地行进。

       西汉·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叙》里，也说得很清楚，秦统一之前的诸侯各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铜车马坑中的“车、马、士”，都不是秦始皇诏制的“车、马、士”，这些处处与秦王朝根本“制度”和“国策”相抵触的东西，怎么可能给秦皇大帝这位“法魔”去陪葬！

       铜车马坑中的一号车、二号车，有着那么多不符合秦王朝制度的现象，这种车能够作为秦始皇的御用“安车”吗？周秦时期，凡是不符合国家制度的车，均称之为“奇车”，《释文》里说：“奇车，奇邪不正之车。”在《礼记·曲礼上》中，更有“国君不乘奇车”的记载。由此可见，铜车铜马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与历代秦国君王没有关系，与秦始皇更是没有关系。

       最近有报道说，西安发现了秦始皇祖母墓，里面有“一车六马”的“安车”。《独断》记载：“法驾，上所乘曰金根车，驾六马。有五色安车、五色立车各一，皆驾四马。”《三礼义宗》上说：“安车者，后朝夕见于王者所乘也。”看来，“一车六马”的墓，不可能是秦始皇祖母墓；而那“一车四马”的车，更不可能是秦始皇自己所乘的“安车”，因为两者的区别实在太大了。